編者按：人工智能的發展及其對就業和經濟的影響，已成為輿論界、研究領域和決策圈關注的重點。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蔡昉近日出版新書《中國就業新趨勢：人工智能如何重塑勞動力市場》，作者并未止步于論述人工智能帶給勞動力市場的沖擊和機遇，而是借助經濟學、社會學、人口學等跨學科方法，將視野放寬到“人工智能+”民生福祉和新人力資本。其中，作者精煉地指出中國的居民消費率為何與經濟發展水平并不匹配的問題，進一步挖掘出人口結構與消費分布之間的“人口金字塔消費悖論”，對實現“十五五”時期居民消費率明顯提高目標很有啟發意義。

蔡昉/文

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2023年中國的居民消費率（居民消費總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為39.1%，低于高收入國家平均水平（58.7%）、中等偏上收入國家平均水平（47.9%）和世界平均水平（56.5%）。

關于中國居民消費率低下的問題，在經濟學界已經成為一個長期討論的話題，答案莫衷一是。

中國就業新趨勢：人工智能如何重塑勞動力市場

蔡昉  著

中信出版集團

2025年10月

如今，中國面臨的更為緊迫的課題是，如何在更高的發展階段順勢而為，在老齡化加深的條件下頂風而上，抓住機遇顯著提高居民消費率、居民消費在“三駕馬車”中的比重，以及居民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

從支撐中國經濟增長的需求因素來看，多年來貨物和服務凈出口的貢獻已經不顯著，周期性地呈現大起大落。以往的應對舉措通常是通過宏觀經濟政策加大投資刺激力度，進而彌補外需的周期性不足，但此舉往往造成資本形成的過度波動，伴隨著基礎設施和制造產能的過剩。

相比而言，最終消費大多數情況下都是穩定的需求因素。隨著經濟全球化走向低潮期，發展方式轉向較少依賴投資驅動，投資替代出口的能力減弱，中國經濟增長的需求支撐將越來越倚重居民消費。因此，應該將破解各種結構性的消費障礙盡快提上改革議程。

借助跨國數據可以觀察到一個統計規律，處在不同發展階段的各國之間，居民消費率呈現先下降后回升的變化軌跡。

在低收入水平上，居民必須把自己有限收入的極大部分用于消費才能維持生計。這種情況恰好是積累和投資均不足，國家處于貧困惡性循環狀態的一種表現。

隨著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提高，當一個國家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后，整體上具有了更大的經濟剩余規模和更高的積累水平，這時，人均消費水平提高的同時，居民消費率趨于下降，進而在一個國家從中等偏上收入組到高收入組的過渡中，以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的提高作為物質支撐，以公共服務的更充分供給作為基本保障，居民消費率通常產生一個巨大的回升。

可見，從中等收入階段向高收入階段轉型的國家，特別是那些居民消費率偏低的國家，遵循這個相應的軌跡完成U形曲線的后半段，即顯著提高居民消費率，就成為跨越高收入國家門檻的一項不可回避的任務。

可以說，如何實現居民消費率回歸常態水平，是相關國家規避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答題。一項旨在揭示高速增長經濟體在何時及為什么大幅減速的研究表明，總體而言，一個國家的居民消費率越高，經濟增長大幅減速的概率越低，反之亦然。

對中國來說，需要克服諸多困難，實現消費率的雙重并軌。

其一，同發展水平相適應的居民消費率常態水平并軌，即消費率從39.1%提高到中等偏上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47.9%，這需要顯著提高8.8個百分點。

其二，同更高發展階段的居民消費率新常態水平并軌。預期在2035年成為中等發達國家，意味著中國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需要從2023年的12614美元達到或接近2035年的27331美元（葡萄牙2023年的水平）。2023年，以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基準，高于中國水平且低于葡萄牙水平的國家和地區有20個（含葡萄牙），其間的發展水平差距也就是中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趕超區間。相應地，這些國家和地區的居民消費率從46.7%到73.8%不等，算術平均數為61.0%，均顯著高于中國39.1%的水平，足見中國顯著提高居民消費率仍然任重道遠。

在同一經濟發展時期，在人均收入不斷提高的同時，以人口金字塔形狀變化表現出來的老齡化程度加深，造成諸多抑制居民消費的因素，對中國居民消費率回歸常態和適應新常態構成嚴峻的挑戰。特別是，中國人口轉變未富先老的特征，較充分地體現在老齡化導致整體消費能力不足和消費意愿下降的態勢中，特別表現為人口年齡結構與消費年齡結構之間的不對稱。

把2020年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的城市人口數據，同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2016年進行的城市居民抽樣調查數據結合使用，從中可以看出，在城市人口年齡結構及其變化趨勢與居民消費平均支出的年齡分布之間，具有一種明顯的不匹配關系。

總體來看，城市中大于38歲（全國人口的年齡中位數）的人口占比為47.0%，這部分人口的消費總支出卻只占全部城市居民消費支出的38.5%。

進一步分年齡段來看，可以歸納出3個特點。第一，無論是由于人力資本培養的一般規律，還是由于中國家庭溺愛獨生子女以及容忍啃老的特殊原因，兒童和青年的消費水平顯著高于其他年齡組。例如，占全部人口28.0%的0~24歲人群，其消費支出占比為35.2%。

第二，由于承受繳納社會養老保險、贍養家庭老人和預防性儲蓄三重負擔，并且由于一些人較早退出勞動力市場，中年和大齡勞動者的消費明顯偏弱。例如，人口占比為29.9%的40~59歲人群，其消費支出占比僅為24.2%。

第三，由于社會養老保險水平和覆蓋率偏低，整體而言，老年人的消費能力和消費意愿均較低。例如，人口占比為10.8%的65歲及以上人口，其消費支出占比僅為8.5%。

由此可見，破解“人口金字塔消費悖論”，釋放居民消費潛力，是保障潛在增長率得以實現，在2035年實現成為中等發達國家目標的必要需求側條件。（節選自《中國就業新趨勢：人工智能如何重塑勞動力市場》第七章，標題為編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