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財經全媒體集團全國兩會報道組 洪曉文 廣州報道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深入實施科教興國戰略，提升國家創新體系整體效能”被列入2025年政府工作任務的第三項，引起廣泛關注和討論。報告提出，堅持創新引領發展，一體推進教育發展、科技創新、人才培養，筑牢中國式現代化的基礎性、戰略性支撐，要求“加快建設高質量教育體系”“推進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全面提高人才隊伍質量”。

我國擁有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教育體系，科技創新支撐高質量發展成效顯著，全球創新指數排名上升至第11位。2022年，黨的二十大報告首次將教育、科技、人才作為專章闡述并一體部署；2024年，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統籌推進教育科技人才體制機制一體改革。

如何認識一體推進教育發展、科技創新、人才培養的意義？針對社會關注的人才“帽子”現象，如何深化人才分類評價改革？如何推動更多創新資源流向年輕的科創人才？圍繞上述問題，21世紀經濟報道對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公共政策學院院長、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鄭永年進行了專訪。

打造融合教育科技人才的“大科創體系”

《21世紀》：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一體推進教育發展、科技創新、人才培養。為什么強調“一體推進”？

鄭永年：首先我認為，一體推進教育發展、科技創新、人才培養，是當前推動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過程中，勢在必行的戰略選擇。從國際經驗來看，推動基于技術進步之上的產業升級，是跨入高收入經濟體門檻的必由之路。

從發展階段來看，一個經濟體從低收入邁向中等收入的過程是相對簡單的。上世紀80年代中國推行改革開放以后，充分發揮勞動力、土地等生產要素優勢，承接和應用發達國家的技術轉化，憑借后發優勢，經過三四十年的發展就進入了中等收入經濟體行列。但現在如果要繼續往高收入經濟體發展，實現人均GDP從1.3萬美元到4萬-5萬美元的提升，就只能靠科技進步。科技進步從哪里來？從教育發展、人才培養中來。為此，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統籌推進教育科技人才體制機制一體改革。

其次，一直以來，我國教育、科技、人才三個領域的管理機制是彼此分開的。例如，基礎教育、高等教育歸屬教育部，技工學校則屬于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簡稱“人社部”）主管，這意味著高等教育與技術教育之間存在一定分割；同時，不同階段的教育實際上也承擔著培養人才的重要功能，但人才的管理則歸屬人社部，海外人才引進則由移民局負責審批；科技創新也是同理，科技部、工信部等各自管理一部分。因此我認為，需要將三個領域的體制機制融合在一個“大科創體系”之內，才能更好地促進新質生產力的發展，這也是當前日趨激烈的國際競爭格局下，必須要走的一條道路。

《21世紀》：如何形成一體化融合的“大科創體系”？

鄭永年：從目前來看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就中國當前實際情況而言，市場的力量還沒有達到能完全整合這些要素的程度，而行政領域還存在完善空間。談及教育科技人才體制機制一體改革，我認為學術和應用教育本身首先要實現整合。絕大多數的基礎科研在大學里進行，而應用技術轉化以及技術人才培養則往往通過許多省屬或市屬理工學院完成，管理部門不同，彼此之間也還有待進一步融合。因此我建議，從基礎科研到應用技術轉化環節應該進行一體化管理，整體統籌，避免教育資源和人才培養的碎片化。同時，要讓“大科創體系”順暢運轉起來，金融服務的支撐至關重要，它是推動基礎研究和應用技術轉化的基礎，也是我認為當前驅動經濟發展的“新三駕馬車”之一。

此外，從人才培養力量的整合來看，基礎科學研究型人才大部分由研究型大學、科研機構培養，而應用型人才則不少來自于專門的理工院校，例如宇樹科技創始人王興興，本科畢業于浙江理工大學。過去大家習慣分開視之，存在重視學術型人才而輕應用型人才的現象，但近期杭州“六小龍”崛起的案例告訴我們，不能忽視后者的力量。所以，機制改革的同時，還迫切需要轉變人才觀念。

“帽子”治理需引入市場評價機制

《21世紀》：關于人才，政府工作報告提出，深化人才分類評價改革和科教界 “帽子”治理。你如何理解？

鄭永年：目前科教屆普遍存在人才“帽子”情況。“帽子”本來應該是榮譽性的，但是在一些地方實踐中，“帽子”往往意味著科創資源的傾斜，意味著相對高齡、資深的履歷。然而，當前中國的高質量發展不僅需要強化基礎科研人才，更要培養大量工業人才，而后者往往非常年輕，而且不在各類人才計劃名單之中，如果他們難以得到創新資源的支持，那么國家的創新能力也會因此削弱。

因此，要改變人才分類評價標準。首先，讓“帽子”回歸其本身的榮譽性，將學術榮譽和資源投入分開，這樣也有利于避免學術研究陷入利益糾葛。其次，要盡量減少“帽子”。“帽子”對科研人員的職業預期有一定的目標指引作用，但要避免年輕人才因將大量時間用于“爭帽子”，而減少了真正應該用于創新創造的投入。

《21世紀》：如何引導更多社會資金流向年輕的科創人才？

鄭永年：一方面，人才“帽子”目前主要由政府來給定，這樣的稱號本身其實也在影響社會資本的流向，因為政府在給予人才官方認定和評價的同時，也在間接向社會釋放相應的信號。因此，過多的“帽子”評價可能會人為地影響市場機制發揮作用，不利于形成高效的資源分配。另一方面，“帽子”的存在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但相信在未來，越來越多的人才“帽子”都需要通過市場的檢驗，真正地參與市場競爭，由市場、由技術、由行業來定義新的“帽子”。

我們在此前一項有關年齡與創新能力的研究中發現，大部分人的創新巔峰是在20-40歲之間，大多數的創新是由年輕人來推動的。從這一點來看，科技創新領域人才的年輕化特點，要求教育體制進行更深刻的改革，其中之一，或許就是考慮大幅度壓縮學制。現在我們已經進入到人工智能時代，各類AI工具能夠進行大量的知識傳授，因此學校里純知識輸入型的學習內容應該適當縮減，讓一部分有創造力的年輕人才能盡快“學有所用”，并且“在用中學、在用中創新”。現在的科學越來越呈現出實踐科學的特點，有時高校專業課所授知識趕不上社會經濟的新變化。所以現在世界上許多國家都在探索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如何改革，對于我國而言也應盡快提上日程。

AI時代的教育需更注重想象力培養

《21世紀》：這帶來了一個新問題——我們需要建設怎樣的大學？

鄭永年：從宏觀層面上來說，我們需要與社會經濟緊密結合的大學，這應是最重要的一個原則。目前就業市場上存在著一定的供需錯配現象，即大學培養的人才與公司所需人才之間還不夠適配。人工智能技術的普及應用對于人文社科、理工科都會產生很大影響，因此相應地也要根據社會經濟發展的形勢調整學科設置與教學研究方向。有些學科規模需要縮小，減少簡單知識傳授性的教學任務，同時可以考慮更多地發展跨學科的、突出實踐的應用社會科學。

世界范圍內頂尖大學的崛起往往都與社會經濟發展密切相關，不僅要適應社會經濟發展形勢，更要引領社會經濟的發展，而不應成為經濟的負擔。

《21世紀》：人工智能時代，人文和社會科學教育的意義與價值發生了哪些變化？

鄭永年：“人工智能”，先“人工”、后“智能”。人工智能目前主要是根據已有的知識和信息進行處理和自我學習，可以即高效率完成“1-10-N”的升級迭代，但是“0-1”的原創性突破目前還無法做到。我們暫且不談哲學倫理道德等形而上的問題，僅就形而下的實踐科學而言，人工智能可以幫助人類分析不同事物之間的關聯邏輯、發現規律，但是它還沒有想象力，年輕人才的想象力和創造力仍然是當今時代人文和社會科學教育中需要大力培養，甚至是愈發重要的一項能力。可以將這個過程理解為大浪淘沙，AI的出現反而凸顯想象力創造力的可貴。

以開放的生態促進人才成長、創新集聚

《21世紀》：近期AI等科技企業的“出圈”引發新一輪城市間的人才競爭，你怎么看？

鄭永年：這一輪互聯網人工智能熱潮涌現了大量的相關領域人才，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趨勢是——找到并堅持自己的興趣、自下而上成長起來的人才越來越多。從杭州“六小龍”的企業家來看，沒有哪位是被刻意培養出來的，他們都是在接受了基礎的通識性的學科教育之后，找到了自己的興趣，通過互聯網獲得大量知識進行自我提升、自由成才的。成就人才不能只靠刻意的、定向的、有計劃的培養，更重要的是給他可以自由生長的平臺和空間。

因此，對于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而言，我認為最重要的是構建有利于人才成長和發展的生態環境，每個地方結合自身發展稟賦優勢，因地制宜地優化生態。例如，看中休閑與生活娛樂環境的人才可能會考慮重慶成都，從事礦產資源開發的人會選擇去自然資源條件優渥的西北地區，立志進入互聯網、人工智能領域的年輕人則會考慮杭州、深圳、廣州等等，因為這些城市有適合相關產業發展的完善生態，創新資源集聚。生態需要各地政府依據比較優勢來構建，提供良好的營商環境支持，而業態則是由企業家、由人才用腳投票決定的。什么地方適合什么樣的人才發展和集聚，市場會提供答案。

《21世紀》：政府工作報告在“推進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部分提出，“擴大科技開放合作”。你此前提出過“開放”是技術進步的關鍵因素之一，如何認識開放與安全、開放與科技競爭優勢之間的關系？對于科技創新，你認為需要哪些制度型開放措施？

鄭永年：開放是一切，封閉肯定會落后。我認為，越開放就越安全。只有開放才能吸引最優秀的人才進來，有人才有能力就有發展，不開放不發展是最大的不安全，而發展是安全最有效的保障。從個體層面來說，開放意味著跨地域、跨學科、跨領域的交流合作。就企業層面而言，以AI大模型為例，雖然現在存在開閉源之爭，但開源也是更快實現技術進步的方式；同時也要有包容性的制度、開放的公司治理體系，一家開放的企業才能吸引更多的人才加入。國家層面上，只有開放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人才也才能流動起來，到最適合的地方和平臺進行創新創造。國際層面也是如此，如果不開放，就沒有人才、技術的流入，就不會有科技創新驅動的經濟發展。

從開放的角度來看今天討論的一體推進教育發展、科技創新、人才培養，實際上就是需要三大開放系統：開放的教育人才系統、開放的企業系統、開放的金融系統。只有開放的系統才能相應地吸引頂尖的教育資源、人才、技術、資本的流入，最終促進三位一體協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