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 崔文靜 北京報道
全球科技競爭日趨激烈，中國產業升級進入關鍵階段。機器人、人工智能、創新藥正式接棒“新三樣”（新能源汽車、鋰電池、光伏產品），成為新“新三樣”。這并非簡單的產業替換，而是中國經濟從“要素擴張”向“創新驅動”的轉型——當人口紅利消退、傳統路徑回報遞減、“中等技術陷阱”風險凸顯，唯有重塑技術進步與增長的轉化機制，才能拓寬高質量發展空間。
新“新三樣”的核心突破，在于將競爭焦點從“做不做、做多少”轉向“技術路徑定義權與標準制定權”。人工智能通過算法與算力疊加，讓研發成本不再線性依賴投入；機器人推動制造體系從人力密集向系統智能升級，實現效率持續提升；創新藥以長期研發將知識轉化為高附加值成果。三者共同指向一個結果：增長源于效率躍遷，而非要素堆疊。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專訪中國銀河證券首席經濟學家、研究院院長、中國銀河國際副行政總裁章俊，深度解析新“新三樣”如何成為未來產業的“技術底座”。
中國銀河證券首席經濟學家、研究院院長、中國銀河國際副行政總裁章俊 受訪者供圖
產業升級邏輯之變，從“做多少”轉向“誰定義”
21世紀：機器人、人工智能、創新藥為何能成為中國的新“新三樣”？
章俊：這三者能成為新 “新三樣”，并非產業偏好的簡單切換，而是基于“兩個變局、一個飛躍”的背景，對增長范式和競爭邏輯的系統性重估。隨著人口、土地、全球三大紅利邊際遞減，傳統依靠要素投入擴張和規模復制的發展路徑，回報已明顯下降。與此同時，以技術突破和原始創新為核心的新一輪增長紅利正加速孕育。在此形勢下，如果繼續在舊產業路徑上加碼，不僅難以支撐中長期發展目標，反而可能陷入“中等技術陷阱”。
從產業維度看，“新三樣”更多聚焦于成熟技術的工程化放大，競爭優勢集中體現在成本控制、產能規模和產業鏈完整度上，本質上仍屬于追趕型、規模經濟驅動的升級模式。而機器人、人工智能和創新藥所代表的新“新三樣”，核心約束并非資本和勞動力，而是算法能力、算力體系、基礎模型、關鍵靶點及臨床數據積累，競爭焦點由“做不做、做多少”轉向“誰定義技術路徑、誰掌握核心知識產權、誰具備標準制定權”。這意味著產業升級不再是沿著既有賽道提速，而是進入前沿領域參與規則塑造，甚至引領發展方向。
從國家戰略維度看，這一發展取向也意味著產業安全內涵的顯著升級。過去的產業政策更多圍繞能源安全、供應鏈安全與宏觀穩定展開，而在全球科技競爭日趨激烈的背景下，科技安全、生物安全和數據安全被納入統一框架，產業選擇不再只是追求效率的經濟問題，而是關乎長期競爭力與國家安全的結構性命題。具體而言，機器人關系到制造體系的自動化與韌性，人工智能決定未來生產率和社會運行方式，創新藥則直接關聯人口結構變化背景下的健康安全。
跳出“中等技術陷阱”
21世紀：新“新三樣”如何幫助中國跨越“中等技術陷阱”？
章俊：“中等技術陷阱”的核心，并非技術水平不高，而是增長方式被鎖定在“工程放大”階段，即技術可以持續引進和模仿，但生產率提升主要依賴資本深化和勞動投入，結果是投入越多、回報越低，產業逐漸陷入低附加值擴張與價格競爭并存的狀態。要真正跨越這一陷阱，關鍵不在于擴大既有技術的應用規模，而在于重塑技術進步向增長轉化的路徑。
新“新三樣”的核心價值，在于重塑生產率形成機制。人工智能通過算法、數據和算力的疊加，顯著降低研發、設計和決策的邊際成本，使技術進步不再線性依賴投入規模；機器人將技術能力嵌入生產過程本身，推動制造體系從“人力密集與流程固化”轉向“系統智能與持續迭代”，使效率提升具有自我強化特征；創新藥則以長期研發為前提，將知識積累直接轉化為高附加值產出，其回報機制天然鼓勵持續創新而非短期復制。三者共同指向一個結果，即增長更多來自效率躍遷，而非要素堆疊。
更進一步看，新“新三樣”改變的不是單個行業，而是技術擴散路徑。在傳統模式下，先進技術往往被封裝在少數環節，難以外溢；而在以人工智能為核心的技術體系中，創新更容易通過平臺化、工具化的方式向其他行業擴散，帶動制造、醫療、物流和服務業同步升級。這種“橫向滲透式”的技術擴散，使全要素生產率提升具有更強的廣度和持續性。
搶占結構性窗口期
21世紀：當下，新“新三樣”能否幫中國避免落入“跟跑陷阱”？
章俊：此時界定新“新三樣”的意義，并非再造幾個風口產業，而是為中國在全球產業鏈深度重構過程中，鎖定一組能夠向上延展、向外輻射的戰略支點，從而把握住難得的結構性窗口期，避免再次陷入被動“跟跑”的路徑依賴。
從功能分工來看，機器人是高端制造體系的核心裝備形態，承擔著將人工智能算法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關鍵任務，同時也是應對人口結構變化、緩解勞動力約束的重要技術路徑；人工智能作為通用目的技術，正在深度嵌入研發、生產、物流和管理各個環節，是推動產業體系整體升級、抬升全要素生產率的“底座能力”；創新藥則直接關系民生保障與生物安全，其高研發門檻、長周期投入和強知識產權屬性，使其天然具備構筑技術壁壘和安全屏障的戰略價值。
更為重要的是，新“新三樣”能夠最大程度釋放中國既有結構優勢。一方面，完整的工業體系與超大規模市場，為新技術提供了快速迭代、規模驗證和成本攤薄的現實土壤，使中國有條件在技術成熟之前就參與全球競爭，從而縮短與前沿水平的差距；另一方面，在“反內卷”政策導向和資本市場制度改革的共同作用下，資源配置正從低水平重復建設轉向高質量創新投入，抑制簡單擴產式競爭，強化對原創技術和長期研發的耐心支持，這為避免“先熱后衰”的跟跑陷阱提供了制度保障。在對外層面，此時明確新“新三樣”，也意味著中國從被動適應國際規則，轉向更加積極、更加自主地參與全球標準和治理體系的塑造。通過擴大高水平開放，在技術、數據、臨床試驗和產業標準等關鍵領域加強國際協作乃至提出中國方案，中國有望在部分前沿賽道實現從“跟隨者”到“共建者”的角色轉變。因此，新“新三樣”不僅是產業選擇，更是一種面向未來競爭范式的戰略回應。
機器人產業臨界點：站在并跑向領跑的門檻
21世紀：中國機器人產業，是否正處在“卡脖子”與“彎道超車”并存的“臨界點”？
章俊：從市場規模與應用維度看，中國已具備全球最具深度和廣度的機器人應用土壤。無論是工業機器人在汽車、電子、新能源等制造場景的密集部署，還是人形機器人在物流、特種作業、服務業和具身智能方向的快速推進，中國在機器人銷量、裝機規模和場景多樣性上均居全球前列。
從生產體系看，中國擁有全球最完整、響應速度最快的機器人產業鏈。從本體制造到結構件、伺服、電控、系統集成，產業配套高度集中，疊加成熟的成本控制和快速交付機制，使中國企業在規模化生產和產品迭代速度上具備明顯優勢。在全球供應鏈重構背景下，這一能力尤為稀缺，也是中國機器人產業得以迅速擴張的重要基礎。
從創新能力看，中國在機器人相關專利數量和技術布局廣度上已占據重要份額，體現出研發投入強度和工程創新活躍度持續提升。但需要客觀認識到，專利優勢更多體現在系統集成、應用方案和工程實現層面。在高端減速器、精密傳感器、核心控制器、底層算力平臺及通用算法等關鍵環節，對外依賴仍然存在，高端市場滲透率不足，底層技術“卡點”尚未完全打通。
綜合判斷，中國機器人產業已明顯走出單純模仿和低端擴張階段，在應用形態和系統集成層面逼近全球前沿，甚至在部分場景實現領先。但要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全面領跑，仍需在核心零部件自主化、底層算力與算法突破以及高端市場定價能力上完成關鍵跨越。當前更準確的定位是，中國機器人產業勢頭最強、潛力最大，已站在由“并跑”邁向“領跑”的門檻之上。而能否完成這決定性一躍，取決于對基礎技術和高端環節的持續攻堅。
AI的“長腿”與“短腿”
21世紀：中國AI在應用層面全球領先，但底層技術受制約，海量數據是補齊短板的解藥嗎？
章俊：海量數據資源與豐富應用場景，確實構成中國發展人工智能的獨特比較優勢。超大規模市場帶來的多樣化真實場景，使算法能夠在高頻迭代中快速優化，推動人工智能在金融、制造、醫療、政務等領域率先實現規模化應用。然而，數據優勢并不能被簡單視為彌補一切技術短板的“萬能鑰匙”。
數據更像是人工智能發展的“燃料”，而非“發動機”。決定技術代際差距的核心，仍是算力基礎、芯片架構、系統軟件和核心算法的協同突破。要讓中國AI從“半條腿領跑”邁向全面并跑乃至領跑，必須在多個維度同步發力：一是持續加大對高端芯片、算力體系和底層算法的長期投入，推動關鍵技術自主可控；二是推動數據要素市場化配置，通過制度設計提升數據的可流通性和可復用性，使其真正轉化為生產要素而非靜態資源；三是更加積極地參與國際技術規則和標準的制定，在開放框架下爭取制度性話語權；四是完善人工智能人才培養和科研體系，為長期技術競爭提供穩定的人才供給。
綜合而言，中國人工智能處于優勢與短板并存的過渡階段。海量數據可以放大優勢、加快應用擴散，但無法替代底層技術的核心突破。
創新藥出海進階，原創是核心分水嶺
21世紀：出海量大但原創占比低，中國創新藥在全球競爭中走到了哪一步？
章俊：出海交易數量的快速增長，意味著中國藥企已不再被動滯留在產業鏈邊緣，全球資本與跨國藥企開始系統性評估中國研發體系的可行性與性價比；但原創藥占比仍然偏低，也清楚表明中國創新藥尚未完成從“可參與”到“可定義”的躍遷，真正的話語權仍需在源頭創新和全球化開發能力上取得實質性突破。
從積極變化看，中國創新藥的并跑特征正逐步顯現。一方面，出海交易的結構持續升級，從早期以仿制藥、改良型新藥為主，轉向首創新藥（FIC）和同類最佳新藥（BIC）潛力資產的系統合作，交易范圍由單點授權向覆蓋臨床開發、區域市場乃至全球權益延伸；另一方面，國內企業在靶點篩選、分子設計和早期臨床驗證方面的能力顯著提升，開始進入國際創新藥競爭的“可比區間”。2025年以來，多款具備國際競爭力的FIC或BIC潛力藥物持續推進臨床進展，均在靶點選擇與作用機制設計上體現出差異化創新，而非簡單的技術路徑復制。
但必須清醒認識到，并跑并不等同于領跑。當前中國創新藥的短板，仍集中體現在基礎研究深度、臨床科學體系成熟度，以及全球多中心臨床和注冊能力上。真正躋身全球醫藥價值鏈高端，意味著行業不僅能提出原創靶點和作用機制，還要具備主導關鍵適應癥的全球臨床試驗設計的能力，并在全球主要監管體系下實現高質量注冊上市。
要實現這一跨越，首先需要持續夯實基礎研究根基，提升從疾病機理到靶點發現的原創能力；其次，需要系統性強化臨床科學家隊伍建設，使臨床試驗從“執行型”向“設計型”升級；同時，還必須培育能夠容忍長周期、高不確定性的耐心資本，為源頭創新和全球化開發提供穩定的資金支持。
綜合而言，中國創新藥已明顯走出“產業鏈邊緣化”的階段，正在進入全球創新體系的并跑區間。但行業發展的真正分水嶺，在于能否在原創藥比例、全球臨床主導權和重磅產品定價能力上取得突破。這將最終決定，中國創新藥是停留在全球醫藥市場的“高質量參與者”，還是成長為具備規則塑造能力的全球創新源頭。
對沖“卡脖子”風險，核心技術須攻堅
21世紀：超大規模市場和工程化能力，能否對沖新“新三樣”的“卡脖子”風險？
章俊：超大規模市場和強大的工程化能力，是中國發展新“新三樣”的獨特優勢，它們可以顯著延緩約束顯性化、放大已有技術路徑的成功概率，卻難以單獨、直接解決最頂層、最基礎的核心技術受制問題。
從積極作用看，超大規模市場為新技術提供了全球罕見的應用密度和反饋速度。海量真實應用場景，使技術能夠在商業化過程中不斷暴露問題、修正路徑，加快從“可用”走向“好用”的迭代節奏。同時，這種持續的應用牽引，也在一定程度上為企業爭取了時間窗口，緩釋了底層突破尚未完成之前所面臨的外部沖擊風險。但需要警惕的是，市場優勢本身也可能削弱企業對風險更高、周期更長的基礎研究和底層技術攻堅的緊迫感，形成“應用先行、底層滯后”的路徑依賴。
工程化能力同樣具有雙重屬性。一方面，依托完整產業鏈和成熟制造體系，中國能夠將實驗室成果快速轉化為可規模化、低成本且高可靠性的產品，這種能力在全球范圍內極為稀缺，也是新“新三樣”得以迅速形成產業聲勢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工程化更多解決的是“如何把已有技術做大、做穩”的問題，對于高端核心硬件、基礎軟件和底層算法的突破依然高度依賴外部供給，一旦關鍵環節受限，其邊際效應會迅速下降。
因此，超大規模市場和工程化能力可以顯著降低創新失敗概率、拉長戰略回旋空間，但無法替代對基礎軟件、核心算法、高端芯片和關鍵材料等“源頭性”技術的持續投入。真正對沖“卡脖子”風險，必須在應用牽引與底層突破之間形成更清晰的分工與協同：一方面，用市場規模和工程化能力托舉產業發展、穩住發展預期；另一方面，堅定不移地加大對基礎研究和核心技術的長期投入，避免在看似順暢的擴張過程中，積累新的結構性風險。
破解核心部件依賴，自主研發與生態構建并行
21世紀：面對核心部件依賴，中國應如何應對？南南合作能否成為破局關鍵？
章俊：面對關鍵核心部件對外依賴的現實約束，自主研發解決的是“能不能自己掌控”的底線問題，關乎國家安全和產業安全，必須在關鍵節點上堅定推進、長期投入；而構建相關技術生態，則著眼于“如何降低系統性風險”，通過拓展多元技術來源和合作網絡，打破單一技術體系約束，提升產業整體的戰略韌性與回旋空間。
從戰略優先級看，自主研發始終是不可替代的核心任務。真正的技術安全，最終只能建立在對關鍵硬件、基礎軟件和核心算法的自主可控之上，這決定了中國在極端情境下的發展下限。但與此同時，核心技術的突破具有周期長、投入大、不確定性高的特征，在此過程中，如果缺乏外部協同和過渡性方案，產業體系容易面臨階段性失速風險。因此，通過構建多路徑并行的技術生態，可以在不削弱自主目標的前提下，為產業爭取時間、降低沖擊強度。
在這一框架下，南南合作具備現實可行性與戰略價值。一方面，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在數字化轉型、工業升級和民生改善領域，存在大量未被充分滿足的需求，各方可攜手共同培育替代性市場與技術生態，為中國的技術成果和標準落地提供規模化應用空間；另一方面，不同國家在資源稟賦、工程能力、算法應用和場景需求上具有互補性，通過聯合研發、聯合測試和產業協作，有助于分散研發成本、提高創新效率；更重要的是，南南合作有助于中國在全球科技治理中積累制度性影響力，通過與合作伙伴共同參與甚至共同提出技術標準和規則，逐步改變由少數國家主導的技術秩序。
綜合而言，自主研發決定中國產業發展“能走多遠”，多元技術生態決定產業“能否走得穩”，而南南合作則是擴展戰略縱深、提升體系韌性的關鍵支點。
新 “新三樣” 錨定未來技術底座
21世紀：新“新三樣”能否擔起未來產業的“技術底座”？
章俊：在“十五五”這一承前啟后的關鍵階段，新“新三樣”的戰略意義，已不再局限于培育若干新興產業，而在于為未來更廣泛的產業體系提供可持續演進的技術底座，進而塑造長期增長的能力邊界。從這一視角看，機器人、人工智能與創新藥并非三條孤立賽道，而是共同構成支撐下一代產業形態的三大基礎性技術模塊。
其中，機器人有望成為具身智能的通用物理平臺。其核心價值不僅在于替代或輔助人類勞動，更在于為算法、感知與決策能力提供可被持續訓練和驗證的“實體載體”。隨著人形機器人在感知、運動控制和人機交互方面的能力不斷提升，其將逐步演化為連接數字智能與真實世界的通用接口，為具身智能、腦機接口以及類腦算法提供規模化落地的實驗場和應用場景，從而顯著加快相關前沿技術從理論走向工程化的進程。
人工智能則構成這一體系中的“智能大腦”。作為通用目的技術，AI通過算法、算力和模型能力的持續進化，為機器人賦予學習、推理和自適應能力，并向制造、醫療、能源和服務等領域外溢，形成跨產業的技術底座效應。在這一過程中，AI 不僅提升單一產業效率，更通過重塑研發范式和組織方式，改變技術創新本身的生成邏輯。
創新藥在新“新三樣”中的作用，則更多體現在生命科學維度。面對人口老齡化加速和慢性疾病負擔上升，創新藥直接回應社會最核心、最剛性的需求，同時也是腦科學、神經科學等前沿研究成果走向臨床和產業化的重要出口。其高技術門檻和長期投入屬性，使生命科學創新成為檢驗國家基礎研究能力和制度耐力的關鍵領域。
綜合來看，新“新三樣”為“十五五”期間乃至更長周期的產業發展提供了一套可擴展、可疊加的技術底座，即機器人提供物理載體，人工智能提供認知與決策能力，創新藥連接生命科學與現實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