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 吳霜 

2025年，可以說是村鎮銀行大撤退的一年。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發現，除了中資行在不斷通過“村改支”、解散、吸收合并等方式讓村鎮銀行逐漸退出舞臺以外，外資行也開始收縮村鎮銀行這一業務板塊。

近日，重慶金融監管局發布關于重慶榮昌匯豐村鎮銀行有限責任公司解散的批復，同意解散重慶榮昌匯豐村鎮銀行有限責任公司。

批復顯示，該行擬通過解散方式實現村鎮銀行市場化退出，前期已將存續的相關存貸款業務轉讓給匯豐銀行（中國）有限公司重慶分行，實現存貸款業務基本清零。

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官方數據顯示，截至12月25日，今年以來已經有226家村鎮銀行退出市場，而2024年全年退出市場的村鎮銀行數量為93家。

村鎮銀行的縮量趨勢在今年年初就已經奠定基調。

2025年年初，中央一號文件將“穩妥有序推進村鎮銀行改革重組”列為重點任務，此后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更是強調了地方中小金融機構的風險處置與轉型發展。

背后原因，主要與村鎮銀行蘊含的潛在風險有關。央行發布的《中國金融穩定報告（2024）》顯示，在央行的風險檢測預警工作中，預警銀行以村鎮銀行和農村商業銀行為主，合計324家次，占比為67%。

外資村鎮銀行退出“并不意外”

對于匯豐村鎮銀行的退出，多位從業者對記者表示“并不意外”。

“外資銀行很早就開始嘗試在華設立村鎮銀行，但一直存在品牌認可度低、難以融入當地經濟圈等‘水土不服’的問題，現在逐步退出也是順應時代的選擇，”一位村鎮銀行人士對記者表示。

根據匯豐官網的介紹，匯豐是首批進入中國農村市場的國際性銀行之一。自2006年原銀監會放寬銀行業金融機構進入農村地區的政策后，匯豐銀行率先積極響應開放政策，從2007年起相繼在中國內地開設了多家村鎮銀行。

目前，在湖北、重慶、福建、北京、廣東、遼寧、湖南和山東一共設有12家匯豐村鎮銀行，每家匯豐村鎮銀行都是香港上海匯豐銀行有限公司的獨立全資子公司。

彼時，監管希望外資銀行的進入能夠引發“鯰魚效應”，在帶來先進的治理理念、風控技術和“小而精”的差異化服務模式的同時，激活農村金融市場。

在匯豐銀行邁出第一步之后，渣打銀行緊隨其后，于2009年在內蒙古和林格爾設立了其第一家村鎮銀行。

此后，澳新銀行、東亞銀行等也通過戰略合作或直接發起的方式參與。

澳新銀行首家村鎮銀行——梁平澳新村鎮銀行位于重慶梁平縣，2009年9月4日正式開業，2021年通過定向募股后注冊資本增至4300萬元。不過，該銀行早在2023年6月27日就被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重慶監管局批復同意解散，實現市場化退出。

而東亞銀行在內地設立的首家村鎮銀行——陜西富平東亞村鎮銀行于2010年12月14日開業，目前仍在正常運營。

艱難展業

近些年，村鎮銀行難以盈利，對于外資銀行也同樣如此。

對于商業機構來說，持續的盈利是其不斷發展的必要因素；而外資銀行退出村鎮業務，核心原因也與盈利困難有關。

公開資料顯示，截至 2024 年底，匯豐村鎮銀行在中國農村金融市場累計發放貸款近 397.88 億元；2024 年，匯豐村鎮銀行貸款余額總計約 23.6 億元，其中涉農貸款合計 15.41 億元，占各項貸款余額的 65.3%，小微企業的貸款合計 20.26 億元，占各項貸款余額的 85.83%。

目前，匯豐旗下村鎮銀行普遍呈現客戶規模和貸款規模“雙低”的情況。

本次解散的重慶榮昌匯豐村鎮銀行2024年信息披露報告顯示，截至 2024 年末，客戶總數為4174戶，其中貸款客戶172戶，貸款余額 6012.24 萬，較 2023年增加72.76萬元，增幅1.22%；其中，小微企業貸款余額5380.75萬元，占比89.50%。

對于出現增長的原因，重慶榮昌匯豐村鎮銀行解釋稱，是在2023 年為解決實體企業尋找融資擔保難的問題引入了政府性擔保公司——重慶科學城融資擔保有限公司，解決了大多實體企業的準入問題，業務規模同步得到較大提升。

其他同類機構的情況也不盡樂觀。

同樣位于重慶的大足匯豐村鎮銀行，截至2024年底的客戶總數為7805戶，其中貸款客戶496戶，貸款余額15038.85萬，較 2023年降低 26.44%。2024年累計發放的貸款中，農戶貸款3735.00萬，較2023年末降低7.24%；小微企業貸款1.27億，較2023年末降低19.12%。

報告顯示，貸款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在2024年較多公司類貸款業務退出合作，退出合作的主要原因為：第一，相比同業在相同授信條件下的利率過高；第二，因企業經營策略放緩，資金需求下降；第三，企業因出現風險原因主動退出。

整體來看，2024年匯豐銀行旗下12家村鎮銀行均為凈虧損狀態。

縣域金融需求待“補位”

外資銀行對村鎮銀行的嘗試與退出，可以說是外資金融機構公司治理、信貸文化和金融服務理念在中國縣域的一次“適應性試驗”。

用“水土不服”一詞描述最后退出的原因或許能讓人心領神會，但更具體化的表述應該是，國際化的標準流程和風控模型與中國縣域依賴“軟信息”和人情關系的信貸文化的融合失敗。

根據記者了解，目前在二三線城市，以及縣域，金融機構的服務已經從銀行的廳堂走進了社區，甚至家里。銀行基層業務人員的工作日常不僅是存貸款、賣理財等傳統業務，也有幫居民取快遞、接小孩、買菜等與金融無關的“軟性”服務，在此過程中，獲取用戶更廣泛的金融需求、信用情況等信息。

事實上，盡管扎根基層的村鎮銀行在大撤退，但縣域地區的金融需求并未改變。目前來看，滿足這一群體金融需求的主體只是從村鎮銀行轉向了國有行、當地成農商行分支機構等，這一點從目前大量村鎮銀行通過“村改支”的模式退出也可以看出。

上海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副主任、招聯首席研究員董希淼認為，下一步，應對村鎮銀行結構性重組出臺指導性意見，引導村鎮銀行回歸本源、聚焦主業、化解風險，在服務鄉村振興、服務小微企業和“三農”經濟中發揮積極作用。

他強調，防范化解金融風險、加快發展中小銀行，應重視中小銀行作用，采取措施防范大型銀行在非市場化的過度下沉中給中小銀行帶來的“擠出效應”。金融管理部門及相關部門應在政策上，給予中小銀行包括差別化的監管規則、稅收政策、存款準備金率等方面的政策支持。同時，對投資、管理村鎮銀行意愿較強、措施到位、風險化解成效顯著的城商行、農商行，應給予一定的激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