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貿促會研究院院長趙萍（資料圖）

南方財經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鄭青亭 北京報道

在中國與東盟經貿合作持續高位運行之際，海南自由貿易港全島封關運作正式啟動。這一重大開放舉措，以更大力度推動制度型改革，為區域協同發展開辟了全新的空間。

據海南發布消息，封關首周（12月18日至24日）監管“一線”進口“零關稅”享惠貨物超4億元，監管“二線”內銷加工增值免關稅貨物超2000萬元。新增外貿備案企業1972家，同比增長2.3倍；全年新增備案報關單位超3萬家，增超40%。

在當前的經貿形勢下，海南自貿港正式啟動全島封關運作意義何在？與其他自貿區相比，海南有何獨特優勢？在中國—東盟經貿合作中，它有望發揮怎樣的作用？針對這些問題，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專訪了中國貿促會研究院院長趙萍。

趙萍長期從事經貿研究工作，重點研究領域包括產業鏈供應鏈、國際貿易、電子商務。她曾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工作，擔任亞歐對話論壇顧問委員會委員、中國-東盟商務理事會專家委員會首席專家。

趙萍表示，在當前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抬頭的背景下，海南自貿港的全島封關運作與高標準建設，向世界清晰傳遞了中國擴大高標準制度型開放的堅定決心。其核心目標是促進海南高質量發展，將其打造成為引領中國新時代對外開放的“重要門戶”，并在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中發揮關鍵牽引作用。

與其他開放平臺相比，趙萍認為海南自貿港有三大獨特性：目標定位更高，旨在建設“重要門戶”并由專門法律保障；海關特殊監管區域面積最大，覆蓋全島；開放力度更大，在貨物貿易“零關稅”、服務貿易負面清單、外資準入等方面均達到全國最高開放水平。

針對已啟動的全島封關運作，趙萍認為海南的作用將具體體現為“三大門戶”：擴大制度型開放的門戶、產業鏈供應鏈開放合作的門戶、全球資源配置的門戶。特別是封關后各項政策的貫通疊加，將有力促進新質生產力發展，打造“兩個總部基地”（中國企業走出去、境外企業進中國的總部基地）。

在區域合作層面，趙萍特別強調了海南與東盟深化合作的巨大潛力。她指出，海南可對標中國—東盟自貿區3.0版規則先行先試，重點在供應鏈互聯互通與數字經濟兩大領域加強合作，利用加工增值免關稅等特殊政策，并背靠中國數字經濟發展優勢，打造中國東盟自貿區3.0版的示范區。

高標準建設海南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決策

《21世紀》：“十五五”規劃建議明確提出,要“積極擴大自主開放”“高標準建設海南自由貿易港”。在當前環境面臨深刻復雜變化的形勢下，高標準建設海南自由貿易港具有怎樣的戰略意義？

趙萍：在當前百年變局加速演進，單邊主義保護主義甚囂塵上的背景下，海南自貿港封關和高標準建設海南自由貿易港，是我國堅定不移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推動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的標志性舉措，再次向世界表明我國擴大高標準開放的堅定決心。

高標準建設海南自由貿易港，主要目的是促進海南高質量發展，全面提高海南經濟社會發展水平，譜寫中國式現代化的海南篇章。同時，促進海南同粵港澳大灣區聯動發展，深化同京津冀、長三角、長江經濟帶等區域的深度合作，促進海南深度融入共建“一帶一路”，把海南自由貿易港打造成為引領我國新時代對外開放的重要門戶，在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中發揮牽引作用。

建設海南自由貿易港，是黨中央著眼新時代全面深化改革開放作出的重大決策，是中國發展新時代對外開放的重要載體，是進一步擴大開放、深化制度創新的關鍵措施。高標準建設海南自貿港，對標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推進制度型開放，優化國內制度環境，對我國加快推進制度型開放提供重要樣本，助力全國構建新發展格局，有利于我國更好參與全球經濟治理。

為貫徹落實黨中央關于海南自貿港建設的重要指示精神，推動外資企業與海南開展深度交流合作，助力鞏固外貿外資基本盤，我會于2024年3月18日至20日與海南省人民政府共同舉辦外資企業海南行，任鴻斌會長率團出席相關活動。中國美國商會、日本貿易振興機構等11家外國在華商協會、機構以及高通、通用電氣醫療、特斯拉、迪卡儂等31家外資企業近70人參加，開展政企對話、投資懇談、產業考察等活動。

越是擴大開放，越要統籌發展和安全，牢牢守住安全底線。自由貿易港是當今世界最高水平的開放形態。海南自貿港作為全國最大的經濟特區，相對獨立的地理單元，對標高標準經貿規則先行先試，開展壓力測試，有利于統籌開放與安全。科學有序安排開放節奏和進度，加強風險識別和防范，促進我國穩扎穩打、步步為營地實現高水平開放。

海南自貿港有三大獨特性

《21世紀》：與我國其他對外開放平臺或自由貿易試驗區相比，海南自貿港的獨特性體現在哪里？

趙萍：與其他對外開放平臺或自由貿易試驗區相比，海南自貿港的獨特性體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目標定位更高。 海南不是建設“更大的自貿試驗區”，而是要打造引領我國新時代對外開放的重要門戶，要錨定這個戰略目標不動搖，全面落實《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總體方案》。與其他開放平臺相比，海南自貿港有全國性專門法律——《海南自由貿易港法》保障實施。

二是海關特殊監管面積最大。自由貿易試驗區面積一般約120平方公里，境內關外政策主要在包含的各類海關特殊監管區實施，而不是覆蓋整個自貿試驗區。全國的各類海關特殊監管區一般只有幾平方公里，有的甚至不足1平方公里。根據《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總體方案》，海南全島封關運作后，不再保留洋浦保稅港區、海口綜合保稅區等海關特殊監管區域，全島作為一個海關特殊監管區，總面積約為33920平方公里。

三是開放力度更大。在貨物貿易和監管方面，海南自由貿易港實施“一線放開、二線管住、島內自由”的海關監管模式，對從“一線”進口的商品，享受“零關稅”的商品稅目高達74%。而且,對“零關稅”貨物、放寬貿易管理措施貨物等實行低干預、高效率的精準監管，并對全國現有的部分禁止、限制類進口貨物作出開放性安排。在服務貿易和投資方面。海南出臺了全國首張《跨境服務貿易負面清單》，減少跨境服務貿易限制，實行“極簡審批”投資制度，已推出22項放寬市場準入特別措施，外資準入負面清單開放程度全國最高。還實施更加便利的免簽入境措施，更加開放的航空運輸、船舶運輸政策和更加便利的數據流動政策。

海南自貿港可扮演跨國公司全球資源配置的門戶

《21世紀》：海南自由貿易港于今年12月18日啟動全島封關運作。海南自貿港的門戶作用將呈現哪些新特征？

趙萍：封關后，建設海南自由貿易港的門戶作用具體表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擴大制度型開放的門戶。封關運作后，海南自貿港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對標《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總體方案》設定的2035年前重點任務，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將自貿港的政策優勢與全島跨境電子商務綜合試驗區、服務業擴大開放綜合試點等開放平臺的政策疊加，發揮獨特的地理區位優勢，在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方面先行先試，聚焦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擴大市場開放、市場公平競爭等深化制度創新，推動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相通相容。

二是產供鏈開放合作的門戶。封關運作政策與此前已落地實施的各項自貿港政策之間貫通，貨物貿易、服務貿易和投資三大領域開放力度更大。如進口原輔料、交通工具及游艇、自用生產設備“零關稅”政策，加工增值貨物內銷免關稅政策試點范圍擴大至全島，加工增值達到30%的可免關稅銷往內地，全國首張跨境服務貿易負面清單出臺實施，企業和個人所得稅稅率“雙15%”的稅收制度安排等，有利于促進海南產業高質量發展和新質生產力蓬勃發展，打造中國企業走向國際市場的總部基地和境外企業進入中國市場的總部基地。

三是全球配置資源的門戶。海南自貿港出臺了有關人流、物流、資金流和數據流四類要素進出境的便利措施。其中，在人員跨境流動方面，目前總計有85個國家的人員可免簽入境海南，因地制宜開通國外至海南的第五、第七航權貨運航線。在跨境物流方面，60種舊機電產品自“一線”進口，企業不再需要辦理許可證，涵蓋醫療、工程、農業等領域；“中國洋浦港”船籍港國際航行船舶總噸位躍居全國第二。在跨境資金流動方面，資金可在多功能自由貿易賬戶與境外賬戶間依法自由便利劃轉。在數據跨境流通方面，已經實施數據出境負面清單管理模式。這些高水平開放政策落地，有利于海南構建國際經貿合作網絡和國際人文交流合作網絡，打造西部陸海新通道國際航運樞紐和面向太平洋、印度洋的航空區域門戶樞紐，為跨國公司通過海南自貿港進行全球資源配置提供更好條件。

海南自貿港有望不斷拓展中國—東盟數字經濟合作

《21世紀》：在封關背景下，海南自貿港與東盟如何實現更深度的產業合作和經貿聯系？哪些產業和領域最具潛力？

趙萍：海南自貿港應對標中國-東盟自貿協定3.0版的相關條款，開展先行先試，加強與東盟的基礎設施“硬聯通”和規則、標準“軟聯通”，擴大制度型開放，打造中國東盟自貿區3.0版的示范區，為促進海南與東盟的合作打造更好營商環境。其中，供應鏈和數字經濟是海南與東盟合作最具潛力的領域。

供應鏈互聯互通是中國-東盟自貿區3.0版的重要內容。雙方首次在自貿協定中納入供應鏈合作單獨章節，共同作出高水平承諾，共同促進關鍵產品和服務自由流通，利用數字技術進一步提升貿易便利化水平，增強區域供應鏈韌性和連通性。海南自貿港可憑借地緣優勢，加強與東盟在航空、海運和數據基礎設施方面的互聯互通，并將海南自貿港獨有的離島免稅政策，低干預、高效率的精準監管模式，對全國現有的部分禁止、限制類進口貨物的開放性安排，與中國—東盟自貿區3.0版升級議定書有關貿易便利化等“邊境上”條款對接，同步建設智慧口岸，擴大自東盟進口，豐富離島免稅購物品類。并將自東盟進口的原材料、關鍵零部件在島內加工，累計增值達30%可以免關稅進入內地，海南與東盟的供應鏈領域的合作潛力巨大。

在中國—東盟自貿協定3.0版中，雙方就數字經濟領域建立了各自締約實踐中最高水平的規則體系及合作安排，雙方明確同意暫免電子傳輸海關關稅，保障數據跨境流動，推動認可電子認證和電子簽名。雙方還將在物流、數字基礎設施等“硬聯通”領域和單一窗口、電子發票、電子支付、電子提單等“軟聯通”方面開展合作，以提高系統兼容性、降低企業交易與通關成本。我國作為位居世界第二的數字經濟大國，預計到2025年底,數字經濟增加值有望達到49萬億元左右，占GDP的比重將達到35%左右。電子信息制造、軟件、AI等數字經濟核心產業日益壯大。同時，數字經濟也已成為東盟國家經濟發展新引擎。2024年，東盟國家數字經濟商品交易總額預計為2630億美元。近年來，海南數字經濟發展進入快車道，基礎設施建設不斷完善，跨境海纜建設穩步推進，“游戲出海”規模逐步擴大，“來數加工”等技術驗證成功，并成功入選全國首批增值電信業務擴大對外開放試點，獲批設立國際通信業務出入口局。海南自貿港可背靠我國強大的數字經濟優勢，以數據安全有序流動為牽引，不斷發掘數字技術應用新場景，加速數字基礎設施與東盟的互聯互通，不斷拓展與東盟在數字經濟方面的合作。

著力打造公開、透明、可預期的投資環境

《21世紀》：在吸引外國投資方面，對海南自貿港來說哪些因素最關鍵？海南應如何打造有吸引力的營商環境，讓更多創新型企業和高端項目落地？

趙萍：營商環境是吸引外國投資的關鍵因素。海南自貿港應繼續聚焦外資的核心關切，全面深化改革，擴大高水平開放，進一步提升營商環境的法治化、國際化水平，著力打造公開、透明、可預期的投資環境，具體包括兩個方面：

一是加快法治化建設。《海南自由貿易港法》作為專門法律，是海南營商環境的法治保障。在此基礎上，海南還通過法律形式明確自貿港各項制度安排，先后出臺40余項配套法規，有力保障了改革創新舉措落地實施。對與海南自貿港封關運作有關的各項優惠政策，以及人流、物流、資金流等要素自由便利流動的政策安排，也應繼續納入法治框架，構建起封關運作適配的的法律法規，為外商在海南投資興業提供更強有力的制度保障。

二是提升國際化水平。對標中國正在申請加入的CPTPP、DEPA等高標準經貿協定，加大制度型開放的探索力度。擴大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的對接范圍，開展“壓力測試”，在投資和服務貿易領域合理縮減負面清單，深入實施承諾即入制改革，適應服務貿易發展要求，加快旅游、教育、醫療等服務業領域開放，推動“既準入又準營”。在政府采購、知識產權保護、數據跨境流動等領域開展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