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經濟報道 趙娜

資本趨于避險，市場謹慎觀望，杭州卻在將籌碼壓向最前端——最早期、最脆弱，也最決定未來創新力的“最初一公里”。

11月18日，首期規模20億元、存續期長達20年的杭州潤苗基金正式成立。這只基金的標簽十分鮮明，聚焦“投早、投小、投長期、投人才、投硬科技”，專注科技型初創企業早期乃至“第一筆投資”，考核機制上不以單一項目盈虧作為評價依據。

潤苗基金并不是一只孤立的新基金，而是近期杭州推出的“潤苗計劃”的關鍵一環。后者試圖用一套覆蓋企業全生命周期的制度設計，來重塑這座“創新活力之城”的科創生態：從科技型中小企業，到“好苗子”，再到高新技術企業、“新雛鷹”企業和科技領軍企業，構成一張自下而上生長的“金字塔梯隊”。

在創投圈普遍趨向避險的當下，這一套組合拳的指向已經十分明確——與其競爭“移栽大樹”，不如大力“孕育種子”，將政策和資本前置到科技型初創企業的“最初一公里”，在創業馬拉松的起跑段就把補給遞到選手手里。

杭州科創集團董事長曾維啟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我們希望通過這套創新體系，真正破解早期投資難題，為杭州的科技創新和產業升級培育源源不斷的優質項目。”

種子 vs 好苗子

今年初以來，DeepSeek出圈讓全球關注到中國企業的AI實力，也讓杭州“六小龍”進入大眾視野。它們之所以能集中冒頭，是杭州多年持續投入創新的自然結果。

這座城市的科技政策體系，一直帶著一種不求顯績、但求厚植的氣質。正如當地政府領導和相關單位負責人常說的那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其背后是一種延遲滿足的城市格局：不急于在既有產業鏈上“買大樹”，而是更愿意耐心為未來的深根系松土添水。

當前正值“十四五”收官與“十五五”起航的交匯點，杭州再次憑借“潤苗計劃”掀起一輪制度創新浪潮。繼強化企業科技創新主體地位、“新雛鷹”企業培育管理辦法之后，“潤苗計劃”成為構建覆蓋企業生命周期培育鏈條的又一重要舉措。

梳理《關于實施“潤苗計劃”陪伴式扶持科技型初創企業高質量發展的若干意見》（以下稱《若干意見》）可以了解到，“潤苗計劃”包括“選苗育優”“扶苗培土”“蹲苗提能”“壯苗促長”“護苗陪跑”五大行動和相應的20條重點政策舉措。這不是一次性補貼的簡單加總，而是一套系統工程式的頂層安排，將杭州版科創“金字塔”中不同梯度的企業納入同一套成長敘事之中。

《若干意見》提出了明確目標：到2027年，全市培育科技型中小企業5萬家、“好苗子”企業3000家、高新技術企業2萬家、“新雛鷹”企業300家、科技領軍企業100家，形成科技型初創企業“鋪天蓋地”、科技領軍企業“頂天立地”的“金字塔”形企業梯隊。

在這套結構里，本次的發力點落在“種子”和“好苗子”兩類企業身上。

在創投行業慣例中，種子輪和天使輪被視為早期投資的一部分：前者多用于開發雛形、進行市場測試，后者則更多聚焦于產品概念驗證。杭州在官方披露信息中，為其創新生態中的“種子”和“好苗子”作出界定：

所謂“種子”，是指成立時間不超過5年、職工總數不超過100人、營業收入原則上不超過2000萬元、研發費用占營業收入比重不低于3%的科技型初創企業。

“好苗子”則指研發人員占職工總數比例不低于10%、研發費用占營業收入比重不低于5%、融資不超過2000萬元或估值不超過2億元的優質科技型初創企業。對于擁有自主知識產權、填補市場空白或具有顛覆性技術創新的企業，上述條件還可以適當放寬。

截至2024年底，杭州擁有國家高新技術企業1.6萬家，省級科技型中小企業34677家。這為“潤苗計劃”提供了厚實的“底盤”。杭州市科技局副局長俞鈞透露，將從科技型中小企業中篩選6000家“種子”企業，重點從“種子”企業中每年遴選1000家“好苗子”企業。

潤苗基金“破”土

在“潤苗計劃”的五大行動中，潤苗基金屬于“壯苗促長”行動的政策舉措之一。

根據規劃，這只基金重點投向設立不超過5年、人員規模不超過100人或估值在1億元以內的科技型初創企業，且標的企業必須是處于技術研發或產品雛形階段、開放融資在A輪之前的早期項目。

從一開始，潤苗基金就不是一只常規意義上的政府引導基金。第三方機構 LP 投顧團隊在一篇文章中評價說，“潤苗基金的設立，其意義遠超20億資金本身。第一，它是杭州創投生態多樣性的關鍵拼圖。第二，它是國資創投轉型的風向標。”

如果說傳統基金投資更像一套基于項目評審的篩選機制，潤苗基金要做的則是一位有血有肉的“長期合伙人”，帶著明顯的去行政化和去短期化特征。

最直觀的變化是長達20年的存續期。在政府投資基金乃至人民幣基金領域，7+2年是普遍結構，10+2年已屬“長線”。潤苗基金把時間軸進一步拉長，相當于將自身從“政策性工具”調整為“城市型資本”，真正具備了與硬科技研發周期對齊的可能。

伴隨時間尺度的改變，基金對“時點”的選擇更加精準。潤苗基金將投資階段限定在A輪之前，強調“第一筆投資”，不控盤、不做第一大股東。加之配套的優先股、可轉債等方式，在保護創始團隊主導權的同時，也激發和強化了創業團隊的主動性。

具象的轉變還出現在決策端。潤苗基金設立了由七人組成的投資決策委員會，其中四席由產業、技術、投資領域的外部專家擔任，內部委員僅三席。決策權從“內部主導”有意識地轉向“專家主導”，在提高專業化程度的同時，也有效規避了“內部決策慣性”。

與決策機制調整相呼應的，還有潤苗基金在杭州基金矩陣中的定位。

潤苗基金專注“起點”，后續可以由杭州科創基金、創新基金和并購基金等接力跟投，通過“3+N”產業基金集群，在資本鏈條上形成自然接力——從種子期、初創期，一直到成長期、成熟期，杭州國資資本已構建一條相對完整的“股權走廊”。

業內人關注到的還有考核機制的優化。潤苗基金明確“不以單一項目盈虧作為評價依據”，在國資基金團隊的激勵和容錯上，給出更清晰的制度空間。對早期投資而言，這幾個字等于卸下了長期壓在國資創投頭頂的那只“緊箍咒”，也是破解“不敢投、不愿投”難題的關鍵一筆。

從移栽大樹到孕育種子

“潤苗基金的啟動，不只是增加一支政府引導基金，更是城市發展思維的轉變。”十二屆浙江省政協副主席周國輝評價道。

周國輝曾任職于浙江省科技系統，不少創投和科技行業的人讀過他今年出版的《有為與有效》。這本書以“杭州六小龍”現象切入，總結了“政府有為不越位、市場有效不缺位、人才有根不斷代、文化有魂不自滿”的浙江創新密碼。

周國輝在文章透露了更多關于潤苗基金的細節：基金明確聚焦“投早、投小”，專項投資成立5年以內的科技型初創企業，單個項目投資額不超過500萬元，出資比例不超過20%，不做第一大股東。在他看來，基金注入的也不只是單純的資金，而是對新技術、新產業、新模式的信心，也預示著更多符合市場規律和主體需求的優質服務。

從移栽大樹，到孕育種子；從追求短期規模，到培育長期生態。這種敘事背后，是杭州對自身創新路徑的一種堅定判斷：不怕失敗，并且允許失敗；不追求控制，而是鼓勵試錯；不是只看當下的確定性，而是主動押注未來的不確定性。

杭州希望由此培育出的，是一片熱帶雨林式的創新創業生態。杭州市國資委副主任溫悅就此表示，打造市本級首期規模20億元、存續期限長達20年的潤苗基金，重點就是為這些科技型初創企業和創業團隊提供早期支持乃至“第一筆投資”。

創新生態的成熟，從來不是一日之功。在硬科技漫長的時間尺度里，耐心和陪伴尤其稀缺。

當一座城市愿意在“最初一公里”上押注制度、押注資本、押注時間，也就意味著，它真正做好了“包容十年不鳴，靜待一鳴驚人”的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