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財經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 李依農、施詩 上海報道

中國正以穩健而深遠的步伐推進高質量發展。

2025年，全球經濟在地緣政治緊張、貿易摩擦持續以及人工智能快速發展的背景下顯得格外復雜。美國關稅政策的不確定性高懸，而中國在科技創新、產業升級和制度韌性等方面持續為世界經濟注入穩定信號。

201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紐約大學經濟學教授托馬斯·薩金特（Thomas Sargent）在接受南方財經記者獨家專訪時表示，中國的經濟發展不僅在速度上令人震撼，更在制度設計、長遠規劃與創新能力上展現出極高的韌性。從1980年代初到訪香港與深圳，到2012年重訪北京，再到近年走訪上海、廣州及其他城市，薩金特親眼見證了中國過去40多年的高速發展。

薩金特指出，中國的高質量發展不僅體現在經濟增量上，更體現于系統性創新和產業生態建設。以汽車產業為例，最初中國的產品多面向發展中國家，以低價為優勢，現如今，中國汽車已成為全球創新的代表。更令人驚嘆的是，這樣的變化在人工智能、科研教育等諸多領域同樣顯著。

面對全球貿易體系的不確定性，薩金特坦言，美國政策頻繁變化、關稅和貿易戰推高全球成本、擾亂供應鏈，這不僅增加了企業運營難度，也削弱了全球創新的效率。他認為，中國通過開放包容的政策，為全球經濟注入信心，為企業和國家間的合作提供了新路徑。

展望“十五五”，薩金特高度認可規劃在中國經濟發展中的核心作用。他強調，中國的五年規劃不僅提供了思考與行動的框架，更在政策執行中體現了清晰的連續性。他強調，這種耐心與系統性決策，使得中國經濟能夠在全球不確定性增加的背景下保持穩健和韌性。

在薩金特看來，中國各界的領導者展現出了顯著的耐心和長遠眼光——在決策與規劃中，不追求短期效果，而是更注重長期發展。“正是這種長遠的戰略眼光，使我對中國的未來充滿樂觀。” 

薩金特是理性預期學派的核心人物，長期引領宏觀經濟學、貨幣財政政策以及穩健性理論的研究，在全球經濟政策制定和學術界具有深遠影響。

見證中國在多領域創造發展奇跡

南方財經：近年來，你走訪了中國諸多城市，可以說是中國高質量發展的見證者。你如何評價中國的變化？

托馬斯·薩金特：我與中國的淵源最早始于香港，那已經是40多年前的事了。那時，深圳應該才剛剛起步。此后，我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再來中國。直到2012年，我再次來到北京，眼前的變化令我震撼不已。隨后，我開始走訪中國的其他城市。大約在2014年至2015年間，我去過深圳，也去過上海。這些城市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因為它們毫無疑問地都成長為世界級都市。

在2013至2014年期間，我陸續參加過一些在中國舉辦的會議。其中，一次聚焦汽車產業的會議尤其令我難忘。當時，中國正努力進入汽車工業領域，會議中詳細探討了相關的發展路徑和實施方案。但那時，一切才剛剛起步，所生產的汽車主要面向發展中國家，價格較低，與今天的產品截然不同。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們并不僅僅關注單一產品，而是在思考整個產業體系和生態。我親眼見證了這一起步階段，了解了當時的處境，以及未來的發展規劃。我當時覺得，這是一項極其雄心勃勃的事業，甚至長路漫漫，但未曾預料到后來會發生如此翻天覆地的變化。

就在去年春天，我的一些朋友花不到5萬美元就購買了一輛搭載人工智能的華為汽車。這是我坐過的最出色的汽車之一。我知道，中國還有許多非常優秀的車型，它們具備自動駕駛功能、設計優良，在外觀上也展現出獨特的美學風格。

我親眼見證了這些成就，看到了中國汽車產業中發生的奇跡。更令人驚嘆的是，類似的變化在其他領域同樣不斷上演。

作為一名教師，我長期從事經濟學、數學和統計學的學習與研究。我有幸與一些中國學生共事，其中一些后來成為了我的朋友。他們教會了我許多，我也見證了他們的成長，看到他們如何在統計學、數學等領域站在了科研的前沿。

在我看來，我所經歷的是一段非凡的人類探索歷程。我將其稱為創業精神。這背后包含著大量科學的研究，何嘗不是一種“創業”實踐：不斷嘗試新事物，哪怕無法預知結果是否成功。這既體現了科學精神，也展現了藝術性和創造力。

我在中國年輕學生和學者身上看到了這種創造力，并從中受益良多。在過去幾年里，我撰寫的幾乎所有重要論文都是與中國合作者共同完成的，他們承擔了研究工作的主要部分。能夠與他們合作，我深感榮幸。

我沒有理由不對中國的發展充滿信心與熱情。

五年規劃在中國發展中發揮關鍵作用

南方財經：明年是“十五五”規劃的開局，你對此有何感想？

托馬斯·薩金特：我非常喜歡“規劃”——從我二、三十歲時起，我就一直為自己制定“五年計劃”。我會不斷問自己：接下來五年，我要做什么？這本身就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或許我在某種程度上確實受到了中國政府的啟發——當然，這并不意味著需要將未來要做的每一件事逐條列出，而是形成一個總體的行動規劃。這個規劃與我之前的五年計劃相銜接，用于回顧已完成的目標，是超額完成還是有所不足，以及是否需要對下一階段的目標作出調整。它更像是一個思考與行動的框架。

如果把這些五年計劃放在一起回看，會發現其中存在清晰的延續性和內在邏輯。

在我人生的后半段，我親眼見證了中國發生的一系列深刻變化，造就了我現在所看到的種種成就。回想我四十歲時，中國尚未以今天的姿態走向開放。我此前提到的變化和成果，當時都尚未出現。而如今，它們都已成為現實。在我看來，這與中國持續推進的五年規劃密切相關，這些規劃在其中發揮了關鍵作用。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彰顯經濟韌性

南方財經：“十五五”規劃建議強調“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對此，你怎么看？這將如何推動中國經濟發展？

托馬斯·薩金特：我覺得這關乎“韌性”。

“韌性”是我非常關注的議題之一。這與我的研究背景有關——我本質上是一名偏技術取向、略帶“書呆子氣”的宏觀經濟學家。我與朋友拉爾斯·漢森長期合作研究的一個重要方向，是我們所稱的“穩健性”。這一概念關注的是：當你對外部環境并不確定時，如何進行決策設計，并在其中嵌入足夠的靈活性，使這些決策能夠在多種不同環境下依然有效運行。

這種穩健性至關重要，是優秀的工程師、設計者或規劃者應始終高度關注的問題。

當前，正是討論和構建“韌性”的特殊時期。坦率地說，部分由于美國的政策行為，全球貿易體系出現了一定程度的失序。在這種背景下，如何增強韌性，正是每一位優秀的經濟學家或規劃者應重點思考的問題。

南方財經：你是開源的堅定支持者。如今我們身處人工智能時代，除了競爭，還能做什么去推動人工智能的發展并加強合作？

托馬斯·薩金特：我本身就是 DeepSeek 的用戶，也是其成果的受益者。我非常欣賞他們所秉持的理念。

我自己運營了一個名為 QuantEcon 的項目，規模很小，遠不能與 DeepSeek 相提并論。我們主要從事經濟學與統計學的開源教學工作，使用 Python 進行編程，并將代碼完全開放出來，供他人自由使用。我們注意到，有不少中國用戶在使用我們的代碼后，會主動提出改進建議，甚至直接進行優化。這正是我們最樂于看到的結果。

在我看來，DeepSeek堪稱開源領域的標桿。相比之下，我所做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而他們正在做的事情則極為卓越。我非常欣賞這種運作模式。

對我而言，這正是開源的精神所在，也是合作的體現。

擁抱自由貿易的國家將更加繁榮

南方財經：許多國家關注經濟安全與供應鏈韌性，這會增加自由貿易難度嗎？

托馬斯·薩金特：我是這樣看的：當前這種混亂、關稅和不確定性，確實源自美國政府。我想明確一點，我是一名忠誠的美國公民，但不得不承認，這種局面在全球范圍內推高了成本，也擾亂了商業運作。

企業自然會采取應對措施，比如調整供應鏈，但這無疑增加了所有人的成本。如果不在最低成本的地方采購，商品價格就會更高。企業家、專業人士以及會計師們都在尋找重新設計供應鏈的方法。雖然這些方案可能并不完美，但他們會發揮極大的創造力去應對問題。

然而，這些精力和成本本可以用于創造下一個 DeepSeek。因此，這是一種高代價的做法，對每個人都是如此。這也是我不贊同這種行為的原因，我相信許多經濟學家也持相同看法。

南方財經：你如何看待自由貿易的未來？

托馬斯·薩金特：我最近從一位來自盧旺達的女士的分享中學到了一點東西，她讓我對未來更加樂觀。

此前，我看到自己的國家對鄰國加征關稅，尤其是我們的近鄰墨西哥和加拿大，并幾乎影響到所有的國家，這讓我感到難過。

不過，她的演講讓我感到了寬慰。她講述了中國對非洲大部分地區實行零關稅政策，并說明這種政策給她們帶來的益處，以及她的國家如何努力構建這種穩定的關系并從中獲益。這讓我對未來重燃樂觀。

因此，我認為在某些地區——遵循經濟學最基本的原理——那些擁抱自由貿易的國家，將比反其道而行之的國家更為繁榮。

南方財經：中國始終倡導開放包容理念，比如借助進博會等平臺推動共享發展。你認為這給全球經濟帶來了怎樣的信心？

托馬斯·薩金特：我認為，任何時候，當各界重要且專業的人士匯聚一堂，公開表達對貿易的支持，都會傳遞出一種積極而重要的信號。

對于像我這樣喜歡學習與觀察、樂于與人交流并認真傾聽的人而言，無論是與從事國際貿易的商界人士交流，還是與致力于推動貿易發展、制定規則并完善監管的政府官員對話，都是非常寶貴的經歷。這樣的交流機會難能可貴。

總體來看，像進博會這樣的會議對所有參與者而言，意義非凡，也十分難得。

當前，從某種程度上講，美國在經貿政策上的一些做法引發了貿易戰。然而，大多數經濟學家并不支持貿易戰。他們反對關稅壁壘，更傾向于自由貿易，支持開放合作，鼓勵思想與理念的交流。

作為眾多經濟學家中的一員，我也持相同觀點。因此，我并不贊同貿易戰。我認為貿易戰沒有贏家——這是經濟學反復驗證的結論。經濟學遵循的基本原則歷經時間考驗依然成立，而這些原則從未改變。

中國規劃注重長期發展

南方財經：你如何看待全球經濟的未來？

托馬斯·薩金特：美國聯邦政府的行動充滿了不確定性：我們到底是要實行高關稅還是低關稅？這些關稅是為了增加財政收入，還是完全為了阻斷貿易？這兩者有著本質上的差別。

美國政府傳來的信號每天都在變化，且相互矛盾——既要增加收入，又要重振制造業，而實際上無法同時實現這兩者。這樣的舉動為全球大部分地區注入了大量風險，帶來擾亂和不確定性。因此，我無法進行準確的預測，現在預測未來比以往要困難的多。

不過，我也確實注意到，世界其他地區正在通過將自由貿易轉向其他區域來應對這一局面。我會持續關注相關動向。

南方財經：你對中國經濟前景有哪些期待？

托馬斯·薩金特：中國的領導層——包括商界和政府的各級領導者——展現出了顯著的耐心和長遠眼光。他們在決策與規劃中，不追求短期效果，而是注重長期發展。如果細讀中國歷史，就會發現這種耐心并非偶然，而是深植于長遠謀劃的傳統之中。我認為，正是這種長遠的戰略眼光，使我對中國的未來充滿樂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