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銘（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特聘教授）

當前，在外需受到國際政經環境影響的背景下，提振消費、擴大內需對于穩增長的作用進一步凸顯。進一步提振消費，需要兩方面并重，一是讓消費者“有錢花”，一是要解決“有錢沒處花”。促進服務業發展一方面有利于擴大就業，提升勞動收入占比，讓人“有錢花”；另一方面，也通過提供多元的消費場景滿足人們潛在的消費需求，讓人“有地方花錢”。

消費為何是拉動經濟增長的新動力

有學者認為，經濟學理論尚不支持“消費拉動經濟”這一認知。這種觀點與中國實際有偏差，因為教科書式的宏觀理論不討論經濟運行中存在的摩擦，相關觀點沒有認識到中國經濟在結構性方面的問題。

當前強調消費拉動經濟增長，主要是有兩個原因。原因之一在于，中國經濟長期以來依賴于投資拉動和出口導向，國內消費占比偏低，這樣的增長方式對提升勞動收入占比以及居民福利貢獻偏低。在外需受到國際政經環境的影響情況下，啟動國內消費需求作為新的增長動力，能夠使得經濟結構也更加優化，經濟增長和居民福利提升更加趨于一致。

從實際感受來說，當前中國也存在著大量潛在的居民消費需求，尤其是服務消費需求，例如教育、醫療、養老、幼托、文化娛樂、旅游、體育等等，而供給側對這些領域投資不足、質量不夠高，因此有大量的消費需求未能夠得到充分的釋放。

第二個原因在于，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消費在GDP中所占的比重持續提升，同時在消費中，服務消費的占比也持續提升，這兩點是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因此，強調消費增長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新動力，就是面向中國未來可能持續提高的收入水平，不斷地從供給側優化結構、減少限制，釋放消費增長的空間。

只有進一步完善市場機制，充分讓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同時，政府在場景提供、減少限制性措施等方面，更好地與市場配合，才能讓消費成為新的增長動力。

如何解決“有錢花”？

增加居民收入是一篇大文章。首先，居民收入與經濟增長直接掛鉤。我們的宏觀經濟政策，包括貨幣政策、財政政策還可以進一步發力，以推動經濟增長。對一些能夠提供大量就業機會的行業，要加力扶持，幫助它們穩步發展、擴大規模。此外，要用提高低收入人群收入、發消費券、漲養老金等方式提升消費能力。

其次，要調整產業結構，提高服務業比重。我國居民的財產性收入尚待提高，目前居民收入仍以勞動收入為主。如果對比制造業和服務業兩個部門，制造業相對來說屬于資本密集型，勞動收入占比偏低。而服務業是勞動密集型，它的勞動收入占比較高，服務業的發展會更多帶來勞動收入的增長，這是增加居民收入非常重要的來源。

第三是做好二次分配，包括優化稅制、完善社保制度等，很重要的部分就是農民工、新就業形態人員的社保。我建議，在加快建設全國統一的社保體系和加快外來人口市民化的基礎上，進一步健全完善靈活就業人員的社保制度，增強相關人員對于參保的選擇性，穩扎穩打、統籌推進，讓他們切切實實享受到福祉。

第四，增加家庭部門的實際收入，一個重要的方向是通過政府的公共政策，在一些領域內增加公共支出，一是教育，一是住房，從而減少家庭部門的相應支出。如果家庭部門的這兩項支出可以更多通過公共支出來承擔，就可提高家庭部門的實際收入，釋放消費潛力。尤其是對于進城務工群體來講，要能夠讓其子女更順暢地進入公辦學校，同時在城市提供更多的保障房，降低他們的居住成本。

如何解決“有錢沒處花”？

可能很多讀者會覺得，“有錢沒處花”是一個“有錢人的問題”，但實際并非如此。每一個人在其收入水平上都會有很多種消費形式，這就形成了多元的消費需求，相對應地就出現了消費場景不足的問題。

在當前物價處于低位的背景下，CPI的幾個大類統計中，被歸入“其他”類目的消費價格卻在持續上漲，而且上漲的速度非常快。這是結構性問題，養老、醫療、教育、文化、體育這些服務業消費還沒有被滿足，出現了各個層級消費者“有錢沒處花的問題”，需要從供給側提高消費條件。

最近蘇超的火熱也說明了一個事實：人們是有消費熱情的。而制約在于，消費供給是不是達到了期待，消費場景是不是得到了充分釋放。

要改善服務消費的供給能力，應在以下四個方向發力：第一是放松管制。目前，在服務業領域里，仍然存在一些對進口國外服務的限制。政府已經提出，要進一步開放服務業，2024年，醫療、教育已經開始開放，這些產業要進一步降低門檻、擴大開放，提供更多優質供給。

第二，目前一些民營經濟在進入醫療、教育等領域時仍存制約，一些服務的提供還存在部門壁壘和管制，需要在服務業準入上大幅度減少制約。

第三，要釋放更多的消費場景。一些微觀層面的限制，比如一些大城市對于餐飲的外擺位做出限制；演唱會要求半小時內全部疏散人群；年輕人喜歡玩滑板，但在公共空間玩滑板存在限制等等，這些限制應該進一步放松。應加力打造、釋放更多的消費場景。例如，城市河道在保證安全的前提下開放給市民劃船；公園里提供更多綠地供大家扎帳篷露營，郊野公園建設一些餐飲住宿空間；社區空地多建幾個乒乓球桌等等。這些都屬于微觀的層面，可以用比較小的投入撬動大的消費，關鍵在于把工作做精細、做實。

第四是供給結構問題。一方面，大城市的服務業存在勞動力短缺，原因在于進城務工者受制于戶籍、住房、子女教育等因素，無法長期留在城市里。另一方面，是短缺和閑置同時存在，比如幼兒園面臨少子化，招不滿，可考慮將幼兒園服務的年齡拓展到3歲之前。

10年前我們的研究就顯示，外來務工人員受制于戶籍身份，在其他條件都一樣的情況下，人均消費比本地居民少16%~21%。目前有2.7億農民工和1億多城鎮居民需要實現戶籍轉變，從釋放消費的角度出發，大城市的戶籍制度需要加快改革。

破除服務業發展的迷思

消費的增長，更多依賴于服務消費的增長。服務消費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特點，就是要求服務的供給者及消費者在同一個時空環境中出現。很多服務消費的新需求，都更加適合在城市發展，尤其適合在大城市發展。

因此，在大城市發展服務業的過程中，首先需要破除以下幾點迷思：

第一是在重視制造業的同時，不能把制造業與服務業對立地看，片面地強調制造業比重。隨著制造強國目標的提出，中國當前制造業的競爭力來源，已經不再是低成本的生產要素，而是更多依賴創新。研發、設計，品牌服務等生產性服務業，都能夠為制造業帶來越來越強的賦能作用。因此，制造業越強，反而生產性服務業在增加值中的占比會持續提升。

在發展制造業的同時，不能形成生產要素要優先供應給制造業的思維，這會對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形成擠壓，反而不利于提高制造業的競爭力。

與此同時，大城市也需要建成消費中心城市。大城市在人口規模、人口密度和人口流量方面的優勢，能夠為一些新興服務消費創造空間載體，其中包括文化、體育、娛樂甚至餐飲的多樣性等，都將從大城市獲得更多的發展空間。

第二，在服務發展過程中，需要減少此前形成的一些限制性措施。其中，一方面是行業進入的限制，當前國家層面已經提出要加快電信、互聯網、醫療、教育等等領域的開放。通過服務業的開放，可以增加國內服務業的供給，提升服務業的質量，有利于促進消費，改善生活品質。有些外資的生產性服務業，也能夠更好地對國內其他產業產生帶動作用。

此外，在國內市場，民營經濟進入服務業也仍然面臨一些顯性或隱性的成本。一些地方政府之間的“內卷式”競爭，仍然在產生市場分割的效應，對于外地服務業企業進入到本地仍然有著各種隱性的壁壘。因此，要進一步改善營商環境，對于民營經濟進入到服務業領域，要減少制度性障礙。在跨地區經營方面，地方政府要更多地遵循公平競爭審查，對本地和外地企業一視同仁。

第三，人口和勞動力方面，隨著制造業出現替代人力的技術進步，將會有越來越多的人從事服務業。與制造業更多與機器打交道不同，服務業里的工作人員更需要與人打交道。我們的研究發現，越早進城的農民工群體，越能夠在服務業里找到工作，并且收入更高。因此，為了更好促進大城市的服務消費的發展，必須下大決心盡早降低外來人口落戶的門檻；對于暫時不能夠通過落戶來獲得當地公共服務的群體，要加大力度保障其子女入學，并更好地享受公租房、廉租房等公共服務。

第四是城市的空間格局，要更加順應人口向中心城區集聚的趨勢。相比較制造業而言，服務業更加需要人與人之間的見面和交流，因此，服務業比制造業更加依賴于中心城區的人口密度和人口流量。為此，需要改變在工業化時期形成的通過疏散人口、降低密度來緩解“城市病”的思維方式。隨著后工業化時期的到來，應重新順應人口向中心城區集聚的需要，在中心城區增加住房供應，包括為從事服務業的群體提供公租房和廉租房，使盡量多的人口能夠居住在工作崗位附近，減少職住分離，緩解交通擁堵。我們最近的研究已經用全球數據證實，越是在人口多的大城市，越是服務業比重更高的城市，通過人口重聚中心城區，有利于服務業發展和緩解城市擁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