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城雄（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咨詢研究院研究員、數智創新與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
近日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堅持創新驅動，加緊培育壯大新動能”列為2026年經濟工作的重點任務，并明確提出“實施新一輪重點產業鏈高質量發展行動”“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完善人工智能治理”。這是國家對人工智能作為新質生產力關鍵引擎地位的再次確認。
在當前全球科技競爭日趨激烈、產業鏈加速重構的背景下，“人工智能+”已不再僅僅是技術層面的突破，而成為驅動產業變革、提升國家競爭力的關鍵抓手。如何將“人工智能+”與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深度融合，不僅關乎科技自立自強的實現路徑，更決定著中國能否在全球新一輪產業革命中搶占制高點。
過去幾年，“人工智能+”更多被視為一種賦能工具——用于提升效率、優化流程、降低成本。然而，今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深化拓展‘人工智能+’”，意味著國家正推動人工智能從局部應用走向全鏈條、全行業、全社會的深度滲透。這種轉變背后，是對人工智能作為“通用目的技術”（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y）屬性的深刻認知。
所謂通用目的技術，是指能夠廣泛應用于多個領域、持續迭代并帶動其他技術進步的基礎性技術，如蒸汽機、電力、互聯網等。人工智能正逐步具備這一特征：它不僅能提升制造業的智能化水平，還能重塑服務業的組織形態，甚至改變農業的生產方式。例如，在高端制造領域，AI驅動的預測性維護可減少設備停機時間30%以上，從而大幅提升運營效率；在醫療領域，AI輔助診斷系統已在部分三甲醫院實現對早期癌癥的識別準確率超過95%；在金融風控、城市治理、能源調度等領域，AI的價值也日益凸顯。
因此，“深化拓展”不僅是應用場景的擴展，更是對人工智能作為系統性生產力的認知躍遷。這要求我們超越“AI即算法”的認知，將其視為融合數據、算力、算法、場景與制度的新型生產函數。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特別強調“強化企業創新主體地位”。這一提法具有鮮明的現實針對性。長期以來，我國科技創新資源多集中于高校和科研院所，而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在創新決策、資源配置和成果轉化中的作用還需要進一步發揮。但人工智能的發展邏輯恰恰要求“市場導向”與“快速迭代”——這正是企業的天然優勢。
以華為、百度、阿里、騰訊、深度求索等為代表的科技企業，已在大模型、自動駕駛、工業視覺、智能終端等領域形成技術積累。更重要的是，它們貼近市場需求，能迅速將技術轉化為產品和服務。這些企業在AI方面的產品都不是實驗室里的“紙上談兵”，而是真實創造經濟價值的創新實踐。
新一輪重點產業鏈高質量發展行動，應以“鏈主”企業為核心，構建“大中小企業融通創新”的生態。政府應通過財稅激勵、首臺套采購、數據開放等方式，支持龍頭企業牽頭組建創新聯合體，帶動上下游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共同攻關。同時，完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特別是針對AI生成內容、算法模型等新興客體的確權與維權機制，讓企業敢于投入、樂于創新。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還明確提出“建設北京（京津冀）、上海（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這標志著國家創新資源將進一步向這三個區域集聚，形成“創新極—輻射帶—產業群”的梯度發展格局。
北京依托頂尖高校、國家實驗室等，在基礎研究和原始創新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優勢；上海在集成電路、生物醫藥與高端制造方面積淀深厚，適合推動AI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粵港澳大灣區則憑借市場化機制、國際化視野和跨境數據流動試點，有望成為AI治理與制度型開放的試驗田。
未來，三大中心應差異化布局：北京聚焦AI底層框架與大模型基礎研究，上海打造“AI+先進制造”標桿集群，大灣區探索“AI+跨境服務”與監管沙盒機制。同時，推動“創新券”互認、科研設施共享、人才自由流動，形成全國一盤棋的創新網絡。
當前，生成式AI的爆發式增長帶來虛假信息、隱私泄露、算法偏見等風險，若缺乏有效規制，可能沖擊技術發展的社會信任基礎。目前我國已初步建立覆蓋算法推薦、深度合成、生成式AI的全鏈條監管框架。下一步，應加快構建分級分類治理體系：對高風險領域（如醫療、金融、司法）實施強制安全評估和可解釋性要求；對低風險場景鼓勵企業自我合規。同時，在粵港澳大灣區、海南自貿港等地設立“AI監管沙盒”，允許企業在可控環境中測試創新應用，實現“監管隨技術演進”。
此外，夯實算力與數據底座同樣關鍵。“東數西算”工程已初見成效，但跨區域算力調度、數據可信流通仍待優化。應加快全國一體化算力網建設，破解“數據孤島”，進一步釋放數據要素價值。
總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人工智能置于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核心位置，釋放出明確信號：未來五年，AI不是可選項，而是必選項；不是點綴，而是主線。唯有將“人工智能+”深度融入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發展體系，強化企業主體作用，優化區域創新布局，完善治理體系，才能真正將技術勢能轉化為產業動能、經濟效能。在這個意義上，“人工智能+”不僅是一場技術革命，更是一場深刻的制度變革與生產力重構。它要求我們以更大的戰略定力、更開放的制度設計、更務實的產業政策，推動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深度融合，為中國式現代化注入強勁而可持續的新質生產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