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 陳思琦 深圳報道

繼2001年上海、2014年北京后，深圳成為中國“APEC第三城”，將于2026年11月舉辦亞太經合組織第三十三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

“舉辦APEC會議，將是深圳從‘產業型城市’向‘綜合功能型城市’轉型的重要節點，這一轉型此前在上海已經完成。”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陳憲說。

陳憲長期工作、生活于上海，近兩年移居深圳。他近期出版著作《創新無限：深圳奇跡啟示錄》。 在觀察深圳城市發展邏輯時，陳憲時常以其熟悉的上海為參照系。

他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專訪時談到，深圳比上海、北京更早探索市場經濟，形成了以企業為創新主體的自主創新模式，截然不同于京滬的“大院大所”模式，由此催生騰訊、比亞迪、大疆等一批頭部科技企業，也構成了深圳如今強勁的城市競爭力。 

陳憲觀察到，上海從我國的傳統工業重鎮，到如今著力建設“五個中心”，已成為我國城市功能最齊全、實力最強大的城市之一；深圳借著APEC的東風，也有望完成這一蛻變，撬動城市能級躍升。

站在“十五五”新起點，陳憲特別指出金融對創新的賦能作用。他提到，深圳在綜合金融競爭力上稍遜于上海，但科技金融指標已形成突出優勢，百億規模天使母基金的設立更彰顯“耐心資本”的培育決心，“下一步應著力在與創新相關的資本市場發展上做文章，進一步打通資本與科技結合的通道。”

向“綜合功能型城市”轉型

21世紀經濟報道：《創新無限：深圳奇跡啟示錄》有哪些核心發現？對比國內其他一線城市，深圳的城市發展歷程與科創生態有哪些差異化特征？

陳憲：今年是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5周年，《創新無限：深圳奇跡啟示錄》梳理了45年來深圳的城市發展歷史與邏輯。

“經濟特區”背后是市場經濟體制，深圳比北京、上海等城市更早探索市場經濟。過去人們認為深圳是“野蠻生長”，這不應該是一個貶義詞。深圳沒什么歷史資源積累，一發展市場經濟，利用市場機制配置資源，市場主體的活力就迸發出來了。

對比來看，北京、上海是傳統的“大院大所”模式，科技創新的需求首先提給高校和科研院所。深圳的創新需求來自企業，是從早期的自主經營、自主投資，很自然地發展到了自主創新、垂直創新，由此誕生了眾多科技型企業，尤其是騰訊、比亞迪、大疆等頭部企業，這些企業是深圳的競爭力所在。

除了市場驅動的自主創新，深圳不同于其他城市的特點還在于移民文化。雖然深圳現在的移民規模沒有二三十年前那么大，但始終是一個人口凈流入城市，移民帶來了更多城市活力，也形成了務實的移民文化。

同時，深圳的區位很特別。縱觀其他經濟特區，對面都沒有香港這樣一座城市與之配合。早期深圳的“第一桶金”就來自香港，做“三來一補”加工貿易。今天我們又看到兩座城市在很多方面的互補性，比如香港的高端服務業持續支撐深圳的先進制造業。這幾個因素共同構成了深圳獨特的創新土壤和產業生態。

21世紀經濟報道：深圳正式成為明年APEC會議舉辦地。一個長期以產業創新聞名的城市躋身國際外交新主場，APEC的落地對深圳意味著什么？

陳憲：APEC聚焦亞太地區經濟增長、經貿合作等議題，考驗舉辦地的經貿實力。在中國，APEC會議2001年最先落地上海，2014年在北京，如今要再找一個經濟中心城市，深圳當選是很自然的。

舉辦APEC會議，將是深圳從“產業型城市”向“綜合功能型城市”轉型的重要節點，這一轉型此前在上海已經完成。長期以來，上海是我國的工業重鎮，而在改革開放后，尤其隨著浦東的開發開放，上海的建設目標轉向“五個中心”（國際經濟中心、金融中心、貿易中心、航運中心、科技創新中心），服務業占比不斷提高，逐漸成為一個城市功能齊全、實力強大的“綜合功能型城市”。

深圳也具備了航運、金融、科創等元素，發展到一定階段，必然朝功能更齊全的“五個中心”轉型，APEC會議的落地將是一個標志性事件。

保持創新源頭活力

21世紀經濟報道：站在“十五五”新起點，我國提出構建以先進制造業為骨干的現代化產業體系，“未來十年再造一個中國高技術產業”。相較傳統產業，先進制造業的發展邏輯有何不同？應匹配怎樣的發展路徑？

陳憲：先進制造業具有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值，屬于高技術產業，涵蓋人工智能、新能源、生物制造、新材料、海洋等重要賽道。這些賽道的“先進性”從何而來？關鍵在于大量持續的研發投入、設計、人力資源、金融支持等多要素協同。

今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3位學者強調了創新內生性對經濟增長的關鍵作用，他們的理論模型闡釋了如何提升中間品投入效率——“創新”本身并非最終產品，而是一種中間投入。傳統產業、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代表不同階段的技術創新，核心問題在于，如何讓不同階段的創新形成一個互補、匹配的體系：傳統產業可借助成熟技術實現改造提升，新興產業依托前沿技術不斷壯大，未來產業涉及大量“從0到1”的創新，特別需要金融等方面賦能，從而在不斷試錯中探索方向。 

21世紀經濟報道：上述要素中，金融為何是促進創新的關鍵變量？新興與未來產業需要金融賦能，但受技術尚在早期、市場前景不明朗等因素影響，資本可能不敢投、不愿投，如何解決這一問題？

陳憲：以紐約為例，在我們團隊最新編寫的《全球城市產業創新指數報告2025》中，紐約總排名全球第三。二級指標中，紐約的金融中心指數居全球首位。其中，納斯達克是全球的“創業板”，形成高度成熟的上市、交易及退市機制，資本的進入和退出運行順暢。

除了實現華爾街的金融資本與曼哈頓的科技創業相互成就，納斯達克也服務于全球，吸引大量國際公司上市，近年來多家中國企業就選擇登陸納斯達克。這些企業在此獲得國際資本支持，接觸到VC、PE在內多樣化的市場化基金。納斯達克不僅是紐約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重要支柱，也直觀體現了金融對科技和產業創新的重要賦能作用。

近年來，我國提出更好發揮政府投資基金作用，發展“耐心資本”。未來可加大母基金模式的發展力度，也就是設立一些政府主導、社會資本參與的天使母基金，由母基金去投市場化基金，再投向企業，這一模式很有中國特色，體現了不同創新階段政府對經濟活動的支持和培育。

21世紀經濟報道：深圳已明確提出打造“更具全球影響力的產業金融中心”“更具國際競爭力的風投創投中心”。為實現上述目標，深圳應在哪些方面重點發力？

陳憲：我曾看到一份綜合性的金融競爭力排名，深圳目前仍居上海之后，但有一個二級指標超過了上海——科技金融。因此，深圳未來可在供應鏈金融、數字金融等重點方向持續發力，如今的創投資本也需要充分運用大數據、人工智能等科技工具。同時，應積極發揮普惠金融作用，用更普惠性的、寬容試錯的金融服務支持企業開展“從0到1”原始創新，從而保持深圳創新的源頭活力。

耐心資本方面，深圳已經設立了規模100億元的天使母基金，下一步應著力在與創新相關的資本市場發展上做文章，進一步打通資本與科技結合的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