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肖瀟 北京報道

10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互聯網法院案件管轄的規定》，調整了我國互聯網法院的案件管轄范圍。

我國互聯網法院開始于2018年，目前在北京、廣州、杭州三地設立。在2018年最高法制定的規定中，網絡名譽權、網絡著作權、金融借款糾紛是互聯網法院集中審理的11類案件之一。

而在最新規定中，這類案件已被正式移出集中管轄清單。從11月1日起不再由互聯網法院管轄，而是回到相關基層法院。

多位熟悉互聯網法院的律師告訴21記者，現在正在抓緊整理材料，趕緊提交互聯網法院系統。受影響的主要是兩類案件：一類是電商平臺的知識產權侵權案件，比如原創圖片、課程盜用；另一類是名譽權侵權，也就是人們熟悉的網暴案與明星告黑案。

在訴訟律師看來，兩類法院的最主要區別是審理方式。互聯網法院支持全程線上審理，而基層法院能否支持網上開庭，取決于各法庭的數字化水平，有可能增加時間和成本。

至于公眾最關心的網暴維權難度，變化可能沒有想象中那么劇烈。問題更多集中在細節——基層法院是否愿意協助披露侵權人賬號信息？法官對飯圈生態、網絡暴力語言是否了解？裁判尺度能否保持一致？不過，北京、杭州、廣州三地的基層法院一直有處理互聯網案件的經驗，互聯網法院形成的成熟流程，也有望被吸收沿用。

“最大不確定性是線上開庭”

我國目前共有三家互聯網法院，分別位于北京、廣州和杭州，均于2018年成立。2018年，最高法發布《互聯網法院審理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明確這類法院主要管轄網絡新型案件，包括網絡購物、網絡金融借款、網絡著作權等十一類糾紛。

七年后，這份管轄清單迎來調整。新規刪除了其中幾類案件：互聯網金融借款、小額金融借款、互聯網首發作品著作權、電商產品責任，以及網絡名譽權和人格權。

11月1日正式施行起，北京、杭州、廣州市轄區內上述案件將按照地域管轄和指定管轄等標準，由相關基層法院受理。

“很多明星工作室會披露，每個月要起訴十幾二十個黑粉和自媒體造謠賬號，還有許多普通網友遭遇的網暴——這些都屬于常見的網絡名譽權案件，一般都會在北京互聯網法院立案。”上海理振律師事務所主任律師李振武說。李振武長期處理網絡名譽權侵權糾紛，尤其是涉及明星藝人的案件。

之所以在北京互聯網法院立案，是因為維權第一步要解決“網暴者是誰”的問題：當事人需要先起訴平臺，要求披露侵權賬號的身份信息，才能發起實質訴訟。而微博、豆瓣、抖音等主要平臺的注冊地都在北京。

新規施行后，最大的不確定性來自審理方式的變化。互聯網法院一直是全程在線審理，從立案、舉證到開庭，都可以在線完成；但基層法院能否延續這種方式，要看設備條件、系統建設，甚至法官個人的庭審習慣。

曾代理被網暴的粉發女生鄭靈華案件的浙江楷立律師事務所律師金曉航也認為，線上審理的便利性對網暴維權者意義重要。如果一個在杭州的網友被北京的用戶網暴，以往能在互聯網法院完成全程線上訴訟，今后雖然理論上仍可網上開庭，但不同地區基層法院的數字化水平不一，流程可能需進一步梳理。

（2022年7月，遭受網暴的粉發女生鄭靈華決定提起起訴）

除此之外，李振武更擔心披露環節的效率。找不到賬號背后的人，一直是網暴案件的維權難點。

李振武解釋，基于實名認證規則，平臺有時只能披露到手機號，還需要進一步找到背后關聯的實名信息。互聯網法院在這方面已形成較成熟的機制，一般由法院直接出具協查函，向運營商調取實名信息。但也有法院會給律師開具調查令，自行去各地運營商公司調取。“有的網暴案子涉及十幾個被告，這樣一來維權成本就會大幅上升。”他說。

此外，互聯網法院因長期審理網絡名譽權案件，法官對飯圈、二次元圈、Coser圈等網絡發言比較熟悉，裁判尺度相對穩定。李振武預計，未來在基層法院，“解釋性工作可能會更多”。

不過，也有律師認為不必過度擔心。北京、杭州、廣州三地聚集著大量互聯網企業，基層法院積累了不少判決經驗，互聯網法院的成熟規則也會逐步被吸收。

浙江墾丁律師事務所律師程念告訴21記者，對他們影響更大的是知識產權類案件，常見的簡單案件是原創圖片被盜用盈利、原創課程被轉賣等。“對律師來說，確實會有時間成本的區別，但對當事人影響不大。基層法院處理此類案件已經很成熟，加上有大量在先案例，相關經驗已經普及了。”

“審不完”的網暴維權

為什么互聯網法院要在七年后調整管轄范圍？

最高法院研究室負責人回應，互聯網法院應當探索完善在數據權益、平臺經濟、人工智能、算法治理等新型、前沿、重點網絡領域的裁判規則。簡單來說，就是讓一般性、傳統化的案件回歸基層法院，而把新類型、前沿、復雜的糾紛留給互聯網法院。

這一調整，李振武并不意外。在他看來，如今許多網絡名譽權和著作權案件，早已呈現出批量化的特點。 

“比如一部電影剛上映就被盜版，一個案件和十個案件其實沒什么區別，只是被告的名字不同；明星告黑粉更是如此，北京作為明星居住地和平臺集中注冊地，北京互聯網法院幾乎成了‘網絡噴子常駐地’，一年到頭在審這類案子。”

北京互聯網法院2023年披露的一組數據顯示，以名譽權、隱私權等人格權受到侵害為由提起的網絡侵權責任糾紛案，五年來判決審結了465件。其中名譽權糾紛案件最多，占比55.3%。 

李振武回憶，很多旨在平臺披露信息的起訴到不了法官審理階段，由調解員處理解決，盡量在訴前階段消化掉。“發展到現在，這類案件確實很難再體現互聯網的特殊性了。的確沒有發揮當初建立時，希望互聯網法院更多研究新型數字案件的職能。”

金曉航認為，這次調整也可能促使網暴受害者探索新的維權路徑。平臺的處置效率往往比訴訟更高，管轄權調整后，或許會讓更多人優先選擇“平臺內投訴”——要求社交平臺刪除內容、封禁賬號。對一些惡意嚴重、影響重大的案件，當民事維權路徑看起來更曲折時，當事人可能反而會更積極考慮走刑事途徑。

金曉航建議，面對這些變化，網暴受害者的維權依然可以遵循“三步走”：

第一是證據固定，這是所有維權行動的基石。發現侵權內容后，應立即使用可信時間戳、區塊鏈存證等方式全程錄屏、截圖保全，并記錄下發布者的ID、鏈接、發布時間等關鍵信息；

第二是平臺投訴。根據法律規定，平臺有“通知—刪除”的義務。第一時間發起投訴，是阻止損害擴大的最快手段；

第三是精準訴訟。除了名譽權糾紛，還可一并提起肖像權、姓名權等相關訴訟；若網暴行為已嚴重影響生活、健康，可以攜帶證據直接向公安機關報案。

新規的另一面，則為互聯網法院指明了更清晰的“進化方向”。在2018年原有規定的基礎上，本次新增了四類網絡案件，包括網絡數據權屬侵權、個人信息保護和隱私權糾紛、虛擬財產糾紛、網絡不正當競爭糾紛。接下來互聯網法院的重點，會從傳統案件的線上化，轉向數字時代的新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