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恩平:百年合作深耕中國 AI帶來出版革新但非替代

2025年08月23日 07:00   21世紀經濟報道   梁信

在全球學術出版界,施普林格·自然(Springer Nature)的名字幾乎等同于“權威”。施普林格·自然是一家獨特的跨國出版公司:雖成立于2015年,卻匯聚了多個超過180年歷史的出版品牌,例如Springer、Macmillan(麥克米倫)和Scientific American(《科學美國人》),以及創立150多年的Nature(《自然》)。作為旗下擁有3000種高水平學術期刊及每年出版1.4萬種新書的出版集團,它不僅是科學傳播的重要推動者,更是全球科研生態系統中不可或缺的一環。中國,作為近年來科研產出增長最快的國家,與施普林格·自然的合作更是早已超越了簡單的“出版與訂閱”的關系,而走向了更深層次的戰略協作與知識共建。

在南國書香節期間,施普林格·自然全球圖書負責人暨執行副總裁湯恩平(Neils Peter Thomas)接受了本報記者的專訪。采訪中,他不僅回顧了該集團與中國學術界的百年淵源,并分享了開放獲取(Open Access)與人工智能(AI)如何重塑學術出版的未來。

湯恩平。資料圖

嶺南書香初體驗:一場遲來的“文化之約”

“這是我第一次參加南國書香節,但一走進來就被這里的氛圍深深吸引。”湯恩平的語氣中流露出由衷的欣喜。在他看來,本次親臨南國書香節雖為首次探訪,卻與他熟悉的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上海書展、臺北書展有著共通的文化溫度——那種對知識的熱情、對交流的渴望,是所有優質書展共有的特質。

這份“熟悉感”并非偶然。實際上,施普林格·自然與中國學術界的合作可以說源遠流長。湯恩平介紹,早在20世紀初,如今屬于施普林格·自然一部分的麥克米倫公司,就在中國任命了首位銷售代理。20世紀70年代,施普林格受邀參加廣交會,向這里的讀者展示世界學術成果,也由此與中國內地建立起聯系。

“我們從一開始就堅信,圖書交流不該是單向的。”湯恩平強調,施普林格不僅向中國學者提供西方研究成果,更渴望從中國學者身上學習并傳播他們的成果——這種“雙向傳播”的理念,成為百年合作的底色。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施普林格為越來越多的中國作者出版著作。到2000年初,他們在中國設立代表處,自此不斷強化業務,近二十年交流合作更為頻繁密集。從早期的書籍和期刊內容引入到如今向世界傳播越來越多來自中國的優秀科學發現,施普林格與中國的互動早已超越簡單的“單向輸出”,而形成了雙向奔赴的學術傳播合作。施普林格·自然也在這一過程中不斷見證并貢獻于中國科學的崛起。

中國科學的發展在自然指數(Nature Index)中有直觀的體現。6月11日施普林格·自然發布的“自然指數2025科研領導者榜單”顯示,中國在高質量科研產出方面繼續位居世界第一,并擴大了領先優勢。“從自然指數看,中國高質量的科研產出貢獻超越了世界上其他的國家”,他指出,尤其在化學、地球和環境科學、物理科學、計算機科學、工程學、生命科學等領域表現突出。施普林格·自然通過出版傳播來自中國的優秀科研成果,有力促進了國際學術交流合作,也助力中國學者提升其研究的可見度和全球影響力。

湯恩平表示:“來自中國實驗室、研究人員創造的新知識,正深刻影響全球學術版圖,以助力應對全球面臨的緊迫挑戰,這也是我們深耕中國市場的核心原因。每年都有成千上萬的中國研究人員在我們的出版物上發表文章,包括開放獲取或訂閱的期刊文章也有的是以書籍的形式。我們每年出版近1000種中國學者的書籍,而且增長勢頭非常迅速。”

學術出版的核心使命:讓知識流動更高效

談及學術出版社的角色,湯恩平的答案直指本質:“社會的進步依賴于科學和知識的傳播。研究人員不該被‘親自向每個人解釋成果’的瑣事拖累,而出版機構的價值,就是幫他們把知識傳遞給更多人。”

在他看來,知識傳播是科研的“剛需”——“讀的人越多,科學發展越快”。這也是施普林格·自然持續擁抱技術的原因:“數字化、人工智能不是噱頭,而是提升效率的工具。我們要用這些技術讓出版物更優質、更快捷,覆蓋更廣泛的人群。”

那么,如何讓最新的學術成果更快被全球看見并獲得認可?湯恩平給出的答案是開放獲取模式。“我們發現,以開放獲取形式出版的論文和書籍,其閱讀量和引用率都顯著更高。”所謂開放獲取,即“任何人都能免費、無限制地閱讀”。在湯恩平看來,像北大、清華這樣的頂尖高校資源豐富,但對小型研究機構或發展中國家的研究者來說,開放獲取是他們接觸前沿成果的唯一機會。而對研究人員來說,被閱讀、被引用有助于體現其成果的價值。湯恩平說,未來希望看到更多中國學術著作以開放獲取形式出版,“讓優質成果跨越地域、資金的限制。”

AI與出版:工具革新而非“作者替代”

施普林格·自然近期出版的又一本AI生成的圖書,同樣成了業內熱議的話題。但湯恩平的態度很明確:“我們不會大量出版AI生成的圖書,因為真正的創新永遠來自人類。”

在他看來,AI的價值是“輔助”而非“替代”。“有些學科在短時間內獲得飛速發展,幾年內的成果多到人類難以窮盡,這時AI可以幫忙總結核心進展,這是它的優勢。”但他強調,AI不能成為作者,“最終必須由人類對內容負責。”這種“邊界感”也源于對“AI幻覺”的警惕。“AI可能生成錯誤信息,還可能陷入人工智能知識的空洞反饋循環。”湯恩平說,施普林格的原則是“人類主導”:“作者必須為內容負責,AI只是提高效率的工具。”

對比2019年首本AI生成的圖書與最新的一本,湯恩平坦言進步顯著:“最大的變化是語言更自然、更易讀。六年前的技術還很粗糙,現在已能模擬人類的表達邏輯。”但他強調,內容深度仍依賴人類智慧,“AI能優化表達形式,但真正的新知識仍源于人類的創新與洞察。”

談及AI對出版行業的未來影響,湯恩平將其歸納為三大領域:一是出版流程的革新。“文字編輯、元數據生成、無障礙訪問適配等技術環節,都能通過AI提速增效。”二是作者支持的升級。“目前很多學者寫一本書要花一年時間,AI能幫他們更快完成初稿、梳理邏輯,讓創作更輕松。”其三,是閱讀體驗與商業模式創新。“未來,我們或許可以直接‘問書’。”他展望,未來的讀者或許能直接向電子書提問,并獲得即時解答;還能通過互動測試,確認自己是否真正理解內容。“這將開辟全新的商業模式、全新的書籍消費方式,以及真正理解書籍內容的新途徑。”

但技術浪潮下,風險同樣存在。“大型出版機構可能因規模效應搶占更多優勢,小型專業出版機構生存空間會被擠壓。”湯恩平擔憂,更嚴峻的是“AI濫用”,有人可能用AI偽造論文、編造數據,這會破壞學術誠信。因此,他呼吁建立更完善的規范:“需要明確的指導原則、透明的AI應用標準,以及適配的法律框架。”但他對未來仍充滿信心:“技術終將服務于科學,只要守住底線,AI會讓學術出版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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