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城雄 （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咨詢研究院研究員、數智創新與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

近日，國務院印發的《關于深入實施“人工智能+”行動的意見》（簡稱《意見》）明確提出，到2035年我國將全面步入智能經濟和智能社會發展新階段，為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提供有力支撐。實現這一愿景并非一蹴而就，需要從技術創新、政策法規、人才培養、開放合作等多維度構建系統性支撐體系。

首先是技術基座，建設“數據-算力-算法”協同體系。智能經濟的底層邏輯依賴于數據、算力與算法的高效協同。首先是實現數據要素創新。高質量數據集是訓練智能模型的“燃料”?！兑庖姟访鞔_要求完善數據產權制度，推動公共數據依法開放，并通過收益分成等激勵機制激活數據供給。其次是算力網絡化布局。我國正構建“全國一體化算力網”，依托“東數西算”工程優化資源配置。通過發展可擴展的算力云服務，推動智能算力普惠化、綠色化，解決東部需求旺盛與西部能源富集的矛盾。第三是算法自主突破。需加強基礎理論研究和模型架構創新，建立模型能力評估體系，推動通用大模型與行業專用模型協同演進。此外，開源代碼、數據集和框架的共享，能夠降低企業研發成本，促進技術普惠。

其次是政策法規，構建智能社會的“安全閥”。人工智能的快速發展帶來了倫理、法律和社會治理等多方面的挑戰。首先，數據安全與隱私保護是智能社會的底線。人工智能的廣泛應用依賴于海量數據的輸入，但數據泄露、算法歧視等問題可能引發社會信任危機。例如，人臉識別技術在公共安全領域的應用需平衡便利性與隱私權；其次，算法透明性與公平性是智能治理的核心議題?！兑庖姟诽岢觥胺婪赌Ｐ偷暮谙?、幻覺、算法歧視等風險”，這意味著需推動算法可解釋性研究，并建立算法倫理審查機制，我國可考慮根據實際情況制定符合國情的算法治理框架。

第三是人才培養，形成智能社會的“人才紅利”。人工智能的發展離不開高素質人才的支撐。在教育體系層面，需推動人工智能與傳統學科的深度融合。例如，中小學階段可考慮引入編程教育和AI基礎課程，高等教育需加強交叉學科建設（如人工智能+生物制造、人工智能+量子技術）。此外，企業主導的“產教融合”模式可為學生提供實踐機會，縮短理論與應用之間的距離。在產學研協同層面，需建立“企業-高校-科研機構”三位一體的創新聯盟。同時，政府可通過稅收優惠、科研基金等方式，激勵企業加大研發投入。只有通過構建開放包容的人才生態，我國才能在全球AI人才競爭中占據主動。

第四是開放合作，構建智能經濟的“全球生態”。人工智能的發展具有高度全球化特征，我國需以開放姿態參與全球治理，推動技術普惠和成果共享。我國需積極參與聯合國、G20等多邊機制下的AI治理對話。例如，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框架下推動AI倫理準則的制定，在共建“一帶一路”倡議中推廣智能基礎設施項目（如智慧港口、智能物流）。通過技術輸出和經驗共享，我國可提升全球影響力，同時為發展中國家提供數字化轉型的“中國方案”。在標準制定層面，我國需提升在國際AI標準制定中的話語權；在產業鏈協同層面，需構建“硬件-軟件-應用”的全鏈條生態。例如，通過“人工智能+制造”“人工智能+醫療”等專項行動，推動上下游企業協同創新。

最后，智能社會的終極目標是提升人類福祉，而非技術的單向擴張。在民生服務層面，人工智能需聚焦普惠性場景。例如，基層醫療的AI輔助診療系統可緩解“看病難”問題，智能教育平臺可為偏遠地區學生提供優質課程。此外，養老機器人、智能家居等產品將提升老年人和殘障人士的生活質量。在社會治理層面，需推動“人機共生”的新型治理模式。例如，城市大腦系統可實時監測交通流量、環境質量，優化公共資源分配。在觀念層面，需倡導“技術向善”的發展理念。只有將技術發展與人文精神結合，智能社會才能真正實現“高質量發展”。

總之，《意見》為我國描繪了一幅智能經濟和智能社會的美好藍圖。當人工智能像水電一樣無處不在，當數據流、算力流、人才流能夠流動起來，一個由14億人與無數智能體協同演化的智能社會將在中國形成。未來十年，我國需以“系統性思維”統籌規劃，既要抓住技術突破的“窗口期”，也要應對社會變革的“陣痛期”。通過政策引導、市場驅動和社會參與，我國有望在全球智能經濟競爭中占據領先地位，為人類文明進步貢獻“中國智慧”。